两天时间，终于看完了400页的书——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三十年前，此书又译作《战争中没有女性》。而与此书名完全相反的是，这本书就是书写女性的战争，或者说是一部女性战争心灵史。正如作者在“创作笔记摘录”的题目：写战争，更是写人。
战争本是最没有人性也最不讲人性的。而女性却是人类美丽、爱恋、柔情、和平的形象或使者。这部书之所以和别的写战争的书截然不同，不是以宏观战争为目的，而是借宏观战争历史来写微观的女性心灵与精神，更进一步说是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可埋没也掩饰的女性的人性和生活特性。因此，如其说是它一部关于战争书，不如说是一部在战争特殊时期展示出来的人类女性在时刻面临死亡的心灵史。
正如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笔记”中说：“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通过对无数参战的女性的亲子采访后，感觉自己深处的时代：“我们唯一认识的世界，就是战争的世界。而战争中的人，也是我们唯一认识的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类人。”甚至在战后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战争话题的，尤其是关于死亡：“在学校，我们被教育要热爱死亡。我们写作文的内容，大都是多么渴望以某某名义赴死……那成了我们的梦想……”这是一个被战争异化的时代，也是战后后遗症的最直接体现。而作者之所以要写这部书，之所以要以女性视角来写战争，也许就是想找回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过上人之为人的正常生活，追求属于人之为人的普通生活或人生。
“如果没有对死亡的思考，就不可能看清热是什么。死亡的奥秘凌驾于一切之上。”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而在当时的战后前苏联现实生活中，所有人都陷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命题中。因为“战争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如同人类的生命一样无边无际……”因此，作者无数次写道：“写战争，更是写人。”因为在作者亲自面对与采访了无数参战的女性，感受了她们在战争中这种残酷人类“游戏”后，明白了：“我记住的只有一点：人性更重要。在战争中，确实是有某种比历史更加有力量的东西掌控着人。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去书写生与死的真相，而不仅仅是战争的真实。要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在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如何在本质上保护这个人？毫无疑问，邪恶是有诱惑力的，恶比善更加高明，更加诱人。”战争的恶——杀人、破坏、毁灭等都是诱惑人性深处的那些平时日常生活下的遮蔽与掩饰的恶的罪恶魁首，这就是著名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平庸之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在战争中，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这一伟大有平凡的“人性之恶”中。这是人之恶，但更是战争之特殊的环节诱使出来的。
而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战争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仍不失女性独特的生活属性：“那也还是一类普通生活：他们照样唱歌，照样恋爱，照样烫头发……”这就是女性的战争内心深处始终掩盖与遮蔽不了的天性使然，这是他们真正的美丽与可爱之处，知识暂时地被战争这一时代历史恶性与残酷事件妨碍着罢了。然而，即便在每个个体岁时间与情感的特殊性而回忆出的战争，他们依然有着同样的一个思维特性，或者说一个群体人——女性心灵与精神特性。正如作者所说：“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正是从所有版本中，从它们的数量和交叉当中，产生出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其中的人的形象。”所以她强调：“我不在写战争，而是在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在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在写情感的历史。我是灵魂的史学家：一方面我研究特定的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时间里，并且参与了特定的事件；另一方面，我要观察他们内心中那个永恒的人，听到永恒的颤音，这才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中的。”正如作者所说：“对我来说，正是那些琐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温暖而清晰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对于个体而言，战争，不过是统治者而发动的，是他们的历史性宏大叙事而已，每一个深处其中的个体都是被无奈地裹挟进去的，他们是身不得已。
因此，正如作者说：“痛苦是走过人生的证据，再没有其他证据了，我也不相信再有任何证据。语言文字不止一次地引导我远离真相。”即便我们看了也感受到了这本小说，也不能够真正感受到那些参战的女性在历经惨烈战争时的痛苦，也丝毫体会不出她们在战争结束后，历经走出战争记忆的一切痛苦，即便是十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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