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在流行什么新病毒，好像传染性比较强，电视和手机里天天有它的新闻，棋盘街上的人也都知道了。但棋盘街上的人还没啥感觉，因为不懂是啥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关键是感染后什么症状都不知道，又没人感染，所以照样依着传统方式过年，贴门神、对联、耷拉彩纸。腊月二十九就有贴的，到三十上午，家家都贴上了。
只有老杨家没贴。棋盘街上就这一户姓杨的，三代单传，虽人丁不旺，但没人不知道不佩服。现在活着的第一代老杨，称杨老更合适，快九十岁了，据说当年是从十几里外的哪个乡里通过读书进到城里来落户到棋盘街上的，识文断字，退休前在县城的高级中学里当老师，一直受人尊敬。第二代杨老师和两个妹妹是长在红旗下的，虽然都被年轻时的杨老寄予厚望，但无奈被文革耽误了，没能走出县城，好在都随着父亲当了老师，过得也还可以。实在没想到有第三代时国家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孩子，杨老师没敢拼着丢掉工作的危险要二胎，但一胎是个儿子，也算有所安慰了。第三代名叫杨明，很有年代特色的名字，大概也承载了上两代人“明白事理”的期望。杨明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从没出过前三名，后来考上了北京的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去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回国就被母校聘为副教授了，听说现在已经是教授大专家了。不敢说在整个县城，至少在棋盘街上是所有家长的育儿典范，听说还有县上领导曾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偷偷登过杨家门儿呢。
到三十下午，杨家的门神对联啥的也贴了，是杨明的两个姑姑出来贴的。这很不寻常，因为往年都是杨明的爸妈，甚至杨明贴的。不过街坊们也都想出来原因了——杨明的爸妈没在家。他们都退休了，两三个月前说想儿子，便去北京了，没回来呢。但哪有过年还不回来的？杨明也不像有的年轻人不得不去老丈人家过年，没听说他结婚啊，去年还回来陪爷爷和爸妈一起过的年呢。街坊们觉得不太对劲儿。
依照惯例，没上年纪的街坊们在初一早上是要到辈分高或德高望重的人家里去串门儿拜年的。尽管杨老已年迈，但从来都是在初一早早起床，收拾整齐，端坐在堂屋等待年轻街坊们来的。今年如何呢？街坊们有疑问，更不会缺席了。街坊们都见到了，杨老虽然也早早起床等候了，但神情暗淡，目光呆滞，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笑容给老街坊们了，像一下子又枯老了很多。街坊们不好问什么，说几句客套话后就出来了，难免议论，但没有头绪。
直到下午，杨明的姑姑两家人都来了，把大红的门神对联又都揭下来了。直到紧闭的大门里传出来几十年久违的哭声，近邻们不好充耳不闻而进去相劝时，大家才知道，杨家出大事了——杨明死了，就在昨晚。明天，即初二，在北京火化。
北京西郊的火葬场里，随着熊熊火焰吞噬着肉身，我得以脱离，然后聚集。三十八年里，我都是贴附于这肉身的，分散于他的全身各处，从未独自聚集。即使在他小时候被班里淘气的学生混混儿在头上敲了一木棍那次，我也仅仅是绕着他的肉身晃了两下。而这次不一样，我彻底聚集成气，随我任意成形，只是活人完全看不到我，也感受不到我，因为我是透明的，毫无重量。但我能听，能看，仍然有思维，杨明的思维。我是杨明的魂魄。
看着司炉师傅从火化机上扫出一部分骨灰装到标有“杨明”的骨灰盒里，我竟然没有什么感觉。我终究是属于它的，但现在我有一天的自由时间，还可以见见这个世界，见见我想见的人。但也仅有一天的时间，我得抓紧。好在这一天里我有特异功能——想去见谁我就能找到谁，且比肉身行动快得多。
我要先去见见与我有缘无分的郑洁，她会为我伤心的，我不放心她。
天空阴沉，气氛肃杀。意念引着我往南飘。没错，郑洁家在南边的晓月苑，我听她说过的。让我再看看这个城市吧，积雪犹存，下面几乎是空城。早听说北京到过年就变成了空城，但我都是回家过年，不知道竟是空成这种样子。不对，怎么空空的公交车里的司机戴着口罩呢？在北京二十年了，极少见公交车司机戴口罩的。而且，刚刚奔驰而过的别克轿车里的男司机也是戴着口罩，他旁边的卷发女人也戴着呢。这个世界怎么了？哦，对了，这是因为大家所说的什么病毒吧。我想起来在医院的这两个月里，开始只是医生护士戴着口罩，后来来探访病友的家属也戴上了，说是有病毒在传染。我再留意，果然，在大街上的人虽然很少，但我所能见到的都戴着口罩。相当严重啊！我更加急切地要见到郑洁了。
意念带我到了一栋二十多层的高楼上空，接着又降到了八层的一个窗户外面。我往里看，没想到里面的郑洁隔着氤氲的窗玻璃正在看我。我慌了，再看。郑洁确实在看我，但看穿了我，她在看远方。窗户是关着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缝隙，缕缕地挤了进去。
郑洁正盘着腿坐在床上，对着窗外，头发凌乱着，眼睛红肿着，脸上明显有泪痕。我好想安慰她，像以前一样，但我发不出声；我尴尬地站着，手足无措，也像往常一样。影视剧里多是拥抱来表示安慰，但我们从来没有过。
门被轻轻地打开又被轻轻地关上了，进来的是她的老公，我在他们的婚礼上见过的。当时她们闪婚，郑洁告诉我时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确信后我就生病了，高烧了几天，我无比的失落，我想不通。对于她们的婚礼，我本来不打算去的，但后来还是理智战胜了情绪，我去了，表现得还不错，热闹起哄，完全符合一个好朋友的身份。期间，我跟这位年龄、长相、学识都与我相当的老公还闲聊了两句，相当默契。他显然知道我跟郑洁之间的微妙关系。
他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已经火化了，进天堂了，也没受多少痛苦，人早晚得走，你能想开吧？”
“能想开……但想起他还是忍不住要哭。”她的眼睛里再次晶莹起来。
“前晚咱俩闹离婚，可能就是因为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就是前天夜里走的。这可能就是命。”
“虽然咱俩吵架完全是因为咱们之间的鸡毛蒜皮，但这可能就是你们的缘分，也是我跟他的缘分。”
“你真的不介意我俩吗？”
“你俩什么都没有，我介意什么？即使你跟王洋，你们是真感情，我就尊重。你跟王洋没有走到一起，说明你跟他没有一辈子的缘分，也说明王洋没有我的福气。我相信你，所以咱俩才会走到一起。这是缘分。”他很真诚。
她靠在了他的肩膀上，“我知道。”许久，她悠悠地说，“以前都是片段，这次我完整地给你说说我俩之间的故事吧。”他没说话，但投给她的目光是好奇的。她开始讲，很顺畅地讲，像是这些往事没有很久似地，都在她的嘴边。
“我跟他认识是在美国，当时我刚开始念博士三年级，他申请到了我老板的博士后，进了实验室。我们课题组在国际上是有些名气的，也挺大的，主要是欧美人，也有个别日本人、韩国人和印度人，但中国人只有我们两个，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就走得近，带了午饭常一起去吃。很快，老板给他定下了课题，与我在一个课题项目里。当时我对实验环境和技术都很熟悉了，在做课题攻关，比较吃力；他尽管英语没大问题，但初来乍到还是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同时，他对课题的认知强于我。我俩互补长短，合作很成功，在他离开前我们已经把课题的实验部分做完了，写了文章，投了《nature》。事后证明也确实不错，尽管没能发成《nature》，但发在了它的子刊上。”
那篇我俩并列第一作者的文章直接帮我晋升到了副教授。我俩确实合作很默契，她人品也很好，尽管她是河南人，与我一样。我觉得我有义务帮这个老乡，就跟她联系，问她是否愿意毕业后回国到我们学院任教，她很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同事。
“我入职就是副教授，这也是他帮我争取到的。我俩在一个课题组工作，虽然都在院长的大课题组下，但大实验室里有多个研究方向，我俩很自然地是一个方向，实际说，我在课题上只跟他打交道。我俩又合作得很好，他帮我推掉了许多年轻教师要走的繁琐程序，或者是凭借他的经验让我走了很多捷径，我才有机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上。我们合作了好几篇不错的文章，当五年副教授期满时，我已具备了评教授的实力，只是因为名额限制等原因，竟然阴差阳错地一再耽误了。”
她确实在三年前就达到了评正教授的条件，当时我也以为是运气差点，另外觉得有我在，只是个早一年晚一年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是有人从中作梗。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较真儿一些，那样，她就已经是正教授了，而学校为了给教职工吃定心丸而规定，职称上去的就不会降下来，我也会放心些。
“爱嚼舌根的人会传你俩的关系暧昧吧？”他问。
“是。”她看他不介意但又关心的神态，很满意的样子，接着说，“他是副院长，白天多在办公室忙行政工作，夜里才有时间去实验室；而我，本来就喜欢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所以我们常常十一二点才从实验室一起回到青年公寓。周末的时候，我俩监督着对方只能在实验室一天，必须休息一天。在休息的那一天里，我就在公寓里补觉，而他常在近中午我刚从懒觉中醒来时打来电话，说包了饺子或是什么菜做多了，让我去吃。”她说着就笑了。
“很经典的加深感情的方式哈。”他平静地笑了笑。
“我也猜到了。但很奇怪，我并不介意，因为我觉得我俩之间的距离很舒服，像是知己，超越男女之情的知己。你能相信吗？我们连手都没碰过。”
“相信。”他点了点头。
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跟都不是性冷淡，都不是同性恋，为什么我们当时明明对对方都不讨厌，搭档很默契，怎么就没人先迈出一步呢？
“你俩可能是所谓的soul mate，灵魂伴侣。”他说。
“我也这么觉得，我俩做朋友没得说，但没有做夫妻的缘分。而咱俩就不一样，做工作可能会吵架，但有做夫妻的缘分。尽管咱俩在前晚还说要离婚呢，但谁会当真呢。”她说。
“对的。单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我们好像并不合适，但综合来看，咱俩是合适的。咱俩的合适还基于一个信任，这相当难得。”
我俩也是相互信任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夫妻缘分。当时，我有一个所谓女朋友去了英国，她有一个所谓男朋友还在美国，尽管人人都说异地恋不靠谱，尽管人人都觉得我俩会在一起，但事实就是我俩没有在一起。
“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走了呢？”他问。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自从他院长的任命出了问题，他就开始恍惚、神不守舍，甚至说话颠三倒四。从他住进医院开始，我就跟他父母一直保持联系，但他们不跟我说太详细，我也不问那么多。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这事跟单位有关，估计很忌讳私传消息。但我能确定的是，肯定跟他与郭育之间的斗争有关。”她说。
“郭育，就是另一个副院长，也是他的大师兄？”他问。
“嗯。赵院长快退了，他俩在院长这个职位上难免有竞争。其实也很可能不止这些。他平时并没有跟我聊太多他们的斗争内容，只是有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谁都知道，他俩的关系不好。”她说，“但是，他能去送他，而我却不能。”她的眼泪顺着泪痕滑了下来。
“疫情期间，不让聚集，谁去送行学校是有规定的，除去那身份合适的几个人，其他都不让去的，不止你。另外，你还怀着宝宝呢……他会理解你的。”他赶快抱住了她。
我理解的。郑洁，我们之间从来不需要这种形式。这几年来，我刻意不跟你讲我跟郭育之间的斗争，就是怕把你卷进来。但很抱歉，还是难免影响到你，评教授职称不顺利不就是个例子吗？至于我的病，呵呵，岂是郭育能造成的。看你老公果真通情达理，对你知冷知热，我就放心了，真心地祝福你们。我没想到郭育会去送我，我也该去跟这个斗了十年的师兄道个别吧，同时，我也很想去问问他，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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