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画刊.国学》杂志（高中版）2024年第9-10期）
《游褒禅山记》出自王安石之手，其文如下：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这是一篇游记，从文中可知本文作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七月的某一天。彼时，王安石在安徽舒州担任通判。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和一般游记相较，独具特色。该文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所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于文中作者所抒发的哲理与思想，历代论者阐发已多，笔者无须赘言，本文意在探究该文中向来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即王安石“因何而悔”。
读文可知，褒禅山之游令王安石颇为后悔。后悔的是此游未能尽兴，“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笔者以为，王安石之“悔”，既是后悔游玩未能尽兴，更是后悔盲从他人而出，因而丧失了自我的明智判断。根据文意，五人出行游华山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洞中风光无限，本该进一步深入探求，然而此时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提出了撤退的主张，理由是“不出火且尽”。对于这个提议，其余四人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呢？他们之间是否有过争论？对此作者没有言明。文中五人表面上是一致同意的，最后的结果是“遂与之俱出” 。这句话颇值得玩味。“与之俱出”，即和提出主张的那个人一同撤出，也就是说，这四人皆为 “怠而欲出者”“忽悠”而出，没人觉得这个人的主张有何不妥，于是跟着出来。细究其余四人心理，真的就没有别的想法吗？不然为什么刚一出来众人就后悔了——“既其出，则或咎其怠而欲出者” ，这其中王安石之悔尤甚。
为什么王安石之悔尤甚？笔者以为，除了没能“极夫游之乐也”，更是王安石不能容忍自身出现盲随、盲从这种“随”的行为。王安石是什么人？他是政治家、伟大的改革家，提起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家、政治家的王安石，游褒禅山时尽管还只是地方小官，但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正在滋养、生长，对于这样一个期许甚高、抱负甚大的人，怎么能容忍丧失自我、失去主见，盲从他人呢？故而，王安石对自己随之而出的行为必然耿耿于怀以致不能释怀。
那么，王安石又怎么会“与之俱出”呢？
这里就要弄“怠而欲出者”是谁。这个人是王安石自己吗？如果是他，撤退的主张是自己提的，撤出后，别人“则或咎其怠而欲出者”，自己断不会有“亦悔其随之” 的道理，王安石完全可以自证清白。王安石是“怠而欲出者”的嫌疑排除。那就只能在其余四人中，会是谁呢？例行游记惯例，王安石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
问题又来了，这四个人中，哪个是“怠而欲出者”呢？王安石没有明说，读者只能去猜。笔者以为，这四个人都有嫌疑。既然都有嫌疑，王安石为什么又不直接说清楚，而用“其”“之”这些代词，让读者费解，更留下这么一个文学史疑案呢？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王安石的隐衷所在。
先来看这四个人和王安石的关系。四人中，两个是王安石的弟弟，即王安国和王安上。另外两个，一个是庐陵的萧君圭，此人生平不详；另一个长乐的王回，宋代思想家。这两个人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好友，也应该是其弟弟的好友，绝不是临时相识。我们想象一下，五人组团出游，走到一半，一个人不想走了，提议出去。这五个人是亲兄弟或好朋友，有一个人提出这个主张，其他人自然不便反驳。这个时候，即使如强人王安石，面对亲朋之谊、兄弟之情，也只能碍于情面， “遂与之俱出”。是故王安石之随，是随在了人情上。
至于为什么不明言“怠而欲出者”是谁，就更是王安石有意为之了。王安石是文章大家，自然知晓自己文章的份量，如果写明其人是谁，那不是把兄弟、朋友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在洞中，王安石因为面子会随之出；到了作文时，就更会照顾到兄弟、朋友的情面。
儒家文化里有“隐”的传统，《论语·子路》中说“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汉代桓宽《盐铁论．周秦》也有“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这样的说法。父子相隐，本意是隐瞒彼此的恶事、坏事、不光彩之事。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隐就不仅仅局限于父子之间，而扩大于兄弟之间、朋友之间，所隐之事也不局限于恶事、坏事、不光彩之事，而是不好意思说、不能明说、不能直说的事，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和谐的话不说”。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尊者隐，为朋友隐”，这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的一种价值观，即关系亲近者之间应该相互支持和保护，即使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隐瞒不完美的行为。这种相互隐瞒并不是因为逃避责任，而是一种基于亲情、友情和忠诚的道德选择。在儒家文化中，这种观念被视为一种美德，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彼此的支持。对此，王安石当然明白。因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王安石不明言“怠而欲出者”是谁了。
王安石为什么会后悔，我们还有必要对他的性格做一翻了解。
《宋史．王安石传》有这样的记载：“安石性强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出。”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性格有执拗的一面，他为人倔强、偏执。这种性格上的执拗在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体现的淋漓尽致，天不怕、地不怕，不听人劝，一意孤行，用今天的话来说“一根筋”“霸气侧漏”。
事实上王安石在当时即被人称为“拗相公”。关于这个“拗相公”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文里添油加醋加以演绎："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从此，王安石“拗相公”的外号闻名天下。就连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王安石之为人，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行事，即便是在上司面前，也是性格强枝，直言不讳，经常是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说服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是王安石的一种“拗”。
关于王安石的“拗”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门生见王安石面黑肮脏，误认为患上怪病，代为求医。医生安慰他：那是王先生数月不洗脸导致的污垢颜色，建议每天用澡豆洗脸。门生兴冲冲买了澡豆给王安石，王安石的脸更黑了：“我这黑脸是上天给的澡豆洗不白！”《东轩笔录》也有类似记载，只是澡豆被换成园菜。由此可见王安石有多执拗。“拗”是性情之所在，不“拗”就不是王安石了。
再以我们熟悉的王安石的名诗《登飞来峰》来看他的“拗”。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的第一句中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对前途充满信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自缘”二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王安石那种强烈高度的自信，睥睨一切，舍我其谁。
然而问题又来了，这样一个性格强横，做事偏执，主体意识极强的“拗相公”在出游时怎么又会丧失自我的去“随”呢？
说到底，这与王安石所生活的社会有关。传统的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用费孝通先生的概念来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而“乡土中国”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人情社会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关系网的重要性，人们在社交和资源分配中更倾向于利用个人关系和人情来获取优势。这种社会形态下，公平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但这些规则的执行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帐”。“算帐”“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人情社会中，熟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场无限次数的博弈。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人不知道博弈会在什么时候停止，谁都考虑为自己留后路。此种博弈中妥协会比较多，信誉也比较好。所以在人情社会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于此，我们明白，王安石的“随”是在人情社会中的一次主动妥协。
尽管王安石是大改革家、大政治家，但他也不能免俗，在人情社会中不免要讲情面、恤人情；更何况游褒禅山毕竟只是一次私人行为，非公务活动，斯时斯地，抹不开面子，随众而出也是正常的，这才是作为普通人的王安石所正常之举动。之所以悔，是因为在写文章时，王安石的反思和对自己的警诫。他指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偶有苟且，但这一精神特质是基本恒定的。所以，他会因那一时的盲从而悔。
说到底，王安石之悔，悔的是与其“拗”之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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