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码头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书香澜梦第173期“_______的日子/故乡的______/假如_______”专题活动。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黑透。江风贴着水面刮过来，冷。我缩在船舱里，听见船底擦过沙砾的钝响，知道是到了。跳上岸，脚下的木板吱了一声。借着船上那盏摇晃的马灯，我看见码头的轮廓——几块条石垒成的台阶，石缝里长出的枯草比上次回来时又多了一些。父亲站在高处，手里也提一盏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斜，投在江面上，碎成一片。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码头还活着。

活着的码头是有声音的。春汛一到，江水浑黄，浪头能舔到最高一级台阶。江上的木船多起来，从上游放下来的，装着竹子、木材、木炭。船靠码头，篙子往石头上一点，跳板搭好，挑担的、背篓的，踩着颤悠悠的板子上了岸。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卖力气的汉子吆喝着卸货，茶馆里跑堂的提着铜壶给客人续水。炸油糍的是个驼背老头，油锅支在码头拐角。我们蹲在他摊子后面，等他炸完一锅，油渣子落在灰里，捡起来还烫手。那东西咬一口，满嘴都是油香。

那时候最欢喜的是看船。看它们从雾里钻出来，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看船老大立在船头，脸黑得像铁，眼睛却亮，远远就认出岸上的人，扯着嗓子喊一声，声音贴着水皮子滚过来，听着特别近。有一回来的是条新船，船身刷了桐油，黄灿灿的，太阳底下晃眼。我们一帮孩子站在码头上看，谁也不敢上去摸。船老大是个生脸，见我们傻站着，从舱里扔出一把炒花生。花生落在石阶上，我们抢着捡，壳撒了一地。他站在船上笑，露出两颗金牙。

夏天涨水，水漫上最低一级台阶。我们脱了鞋，站在水里，等浪头把脚背淹没。水凉丝丝的，有鱼腥味，也有泥土味。有时能捞着上游漂来的东西——半截树枝、一只破筐、偶尔还有瓜。有一回，我捞着一个葫芦，青皮，还没老透。抱回家给外婆看，她说这是江里来的东西，有灵性。她把葫芦挂在灶头上，等它风干，然后剖开，做了两半水瓢。那瓢用了好多年，舀起来的水，总觉得比井水甜些。后来瓢裂了，外婆舍不得扔，用它舀米。再后来外婆走了，那瓢也不知去了哪里。

码头也是等人用的。

母亲曾在码头等人。那是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出门做工，说好一个月回。到了日子，母亲早早煮好饭，拉着我到码头等。从下午等到黄昏，船来了一班又一班，下来的都是别人。母亲的手心出汗，攥得我手疼。天黑透了，最后一班船靠岸，跳板上终于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母亲松开我的手，迎上去，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接过父亲手里的包袱。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在前面，母亲牵着我跟在后面，三个人都不说话，只有脚步声。

后来我离乡读书，母亲开始在码头等我。每一次回家，远远就看见她站在那棵老榆树下。母亲等我时从不带伞。有一回下雨，她站在树下，半边身子湿透了，还踮着脚往江面看。船还没靠稳，她已经看见我了，却不喊，只是笑。等我跳上岸，她迎上来，第一句话总是：“饿了吧？”然后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看她花白的头发被江风吹乱。那棵老榆树还在，前几年遭了雷，劈掉半边，但还活着，春天照样发新叶。

如今码头废弃了。上游建了大坝，江水瘦下去，露出大片滩涂。码头离水远了，台阶上长了青苔，条石塌了半边，也没人修。那条通往码头的老街也空了，茶馆关了门，油糍摊早没了踪影。炸油糍的驼背老头哪一年不在的，没人说得清。偶尔有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眯着眼朝码头方向望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他们不说什么。

去年清明回去给外婆上坟，我又去了码头。正是傍晚，太阳落到对岸的山后面去，天边还剩一点余光，把江面染成青灰色。我看见一个人坐在码头最高一级台阶上，像一尊石像。走近了，认出是邻村的周伯。他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了很久，一句话不说。我在他旁边坐下，他也不看我。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手在石头上摸了一下，像摸一个人的肩膀。然后慢慢朝村里走去，背影融进夜色里。

我独自坐在码头。江水在黑暗里流着，发出低沉的声响。远处有零星的灯火，那是村庄的。更远处什么也没有，只有夜。码头的石阶在我身下，冰凉，潮湿。我忽然想，这石阶上走过多少人——走出去的，回来的，再也没有回来的。他们踩过的痕迹还在，只是看不见了。

起身离开时，我没回头。走了很远，还能听见水响。江声跟在身后，一直跟到村口。

今年没回去。听说码头那块地要平整了，说是要建个什么旅游项目。老榆树不知道保不保得住。周伯上个月走了，九十三岁。他儿子在码头放了一挂鞭炮，送他最后一程。有人看见鞭炮屑落在石阶上，被风吹散了，飘进江里。

我没亲眼看见。是母亲在电话里说的。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码头没了，以后回来，别走错了。”

我说好。

挂了电话，想起那个葫芦瓢。裂了，不知道扔在哪。但舀水的动作还记得——手腕一翻，水就从江里起来了，亮亮的，溅出几滴，落在石阶上，一会儿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