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tj 文
（1927年时装表演会，现场拍摄的电影）
1845年，法国人查理•沃思将他设计的羊绒披巾，披在女营业员玛丽•维尔纳的肩头展示给顾客，他的奇思妙想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真人时装表演”和“时装模特”。80年后，1926年中国上海夏令配客大戏院举行了大规模游艺会时装表演，这是有文献可证的中国首次时装表演。
（1927年时装表演会，模特的表演）
天津的时装秀肇始于1927年，那年的圣诞节，法租界的明星电影院举办了天津破天荒的时装表演，由巴黎设计师全程策划，“西洋妙龄美女模特儿登场表演，下台巡游”（《大公报》1927年12月25日载）。这次活动的广告写道：“替女界引起审美观念，来改革陈列相因不称体裁的旧服装”。应该说这个活动突破国人穿戴上的陈念，秀出域外洋服的新潮。
（1927年12月1日，40岁的蒋介石迎娶30岁的宋美龄，他们已经穿着婚纱和礼服）
时装秀的轰动效应连年升温，并从洋人影响到华人，1929年在利顺德大饭店举办的大型时装盛会已经是华人主办了，而且华人模特儿渐渐成为主角，当时社会名流卞白眉、颜惠庆到场助威，买办、贵妇、名媛云集，不但展示了1929年日、德、英、法、美等国的时装，而且出现了唐、宋、明、民国等朝代的汉服，色彩纷呈，同场竞秀，对时装秀的中国化做出尝试。
（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在时装秀上的表演）
到1930年陶园游乐场，1931年西湖饭店的时装大会，参加服装表演的华人全是租界上层社会的名媛贵妇，郑翼之、梁炎卿等人的眷属均盛装走台，独领风骚，那门前汽车成排，厅内明灯艳舞的盛况轰动津城，于社会风气的开化和文化交流的多元是不小的进步。
（民国时期的时装广告，服饰信息，裁剪培训班）
其实，服装上的变化在“服装秀”之前已有端倪，并为服装秀的认可作了铺垫。据《津门杂记》载：紫竹林通商码头的广东人模仿洋装在“衣襟下每做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染习，衣襟无不做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一些洋人的侍童、车夫等贴身服务人员则更加时髦，“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大公报》曾撰文讥讽那些跟风的潮人：“皮鞋越亮越好，大褂子的腰身越瘦越好，洋裤子长得拖到脚背上，头上擦了半瓶凡士林。”但是潮流有时是挡不住的。
（民国时期，文明戏中的洋服的装扮）
1927年4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官陆宗舆的长女陆静嫣与昆曲名家徐凌云的二公子徐子权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婚礼。据1927年4月16日《北洋画报》报道：“女傧相皆一时之秀，服装异常时髦”，“观者有时装大会之感”。
（陆静嫣与徐子权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婚礼，现场照片）
不过，当时天津租界与华界对妇女服饰的变化，态度几近对立，华界天津警察厅公开干涉，特发文告，禁止妇女时髦装束：“近查有一般女子，好弄炫奇，装束诡异，袒臂裸胸，自命时髦”，“习染所趋，风俗日坏”。欲将不听规劝的妇女“带案送惩，决不宽贷”。1927年夏，日租界时髦徐姓少女，穿着纱长袍，藕荷色长背心，绣花白鞋，白丝袜，手提绿色旱伞在华界（东马路）行走。这套租界流行的装束却引起华界行人围观，“行至东南角，观者愈众，岗警恐生事端，劝伊乘车归家”，这位少女竟与岗警展开辩论，差点儿被“带区处罚”。不过，警察厅能够捕几个“人犯”，却无法阻止习俗变化的潮流。
（第一个戴胸罩拍照片的电影明星阮玲玉）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已允许新郎穿西式燕尾服礼服，新娘穿“白软缎礼服长裙，头戴珠冠花环，披有四米罩纱，戴白手套；执手花，伴之以长青草垂地。脚穿皮鞋或白软缎皮底绣花鞋”。
（民国时期，时装逐步成为人们的日常穿戴，而且从舞台到运动场，从名人到平民，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
或许是在“服装秀”的影响下，到上世纪30年代初，洋装已经渐趋时尚。《大公报》的一段文字描写了前往赛马场看赛马人们：“西装裤脚拖地露出亮晶的黄皮鞋头的少年，随着的白色高底皮鞋丝袜子的女郎，蓝色绸衫飘飘的若裹着黑色的重木手杖迈着方步的大人先生，绸裙下露出缠过又放的双足的太太，布袍皂鞋的商人，‘中山裤’下罩着尖头礼服呢单鞋的工作人员，白袜白鞋的小学生…….。”由服装秀而潜移默化的服装演变，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涂抹着现代文明的底色。
（1935年，参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他们的衣着穿戴可谓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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