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到五十年之前的芦苇荡小街，一个春日黄昏，年轻女子坐在供销社朱红大门跟前，低着头神情专注，木针和毛线在她手中灵活地跳上跳下。
阳光荡漾，把她脸上的绒毛荡成水草，根根分明，摇来摆去，长长的睫毛像蝴蝶俏立水面，对影扇翅膀。
扒在墙头背后的我，看痴了这样的画面。
年轻女子在供销社上班，个子不高不矮，圆圆的脸蛋上镶嵌一双大大的眼睛，衣服干净连一个灰点都找不到，说话脆生生，像黄鹂鸟在唧唧唱歌。
我呢，每天就地三个滚，除了搓麻绳，就去野地割猪草，攀高爬低，与小伙伴奔跑疯闹起来，浑身沾满草灰与泥巴。
所以，年轻女子在我眼中是仙女下凡，我多少次模仿她说话与走路的姿态，多少次用碱水浸泡，再拿铁条抠走残留在指缝里的黑泥，但依旧洗不出来她那一双白白嫩嫩的手。
看她编织毛衣，我不敢靠得太近，天上人间，生怕仙女一身光芒刺痛丑小丫的眼睛。一次两次，我斗胆生出编织毛线的念头。
没有滑滑溜溜的木针，我就撅断芦柴管，放在石头台面上磨去毛刺；没有柔柔顺顺的毛线，我就找来旧棉花自己捻线，再买来花粉自己染色。
棉花线颜色染得深浅不一，秃头毛发稀稀落落，挑在树枝上晾晒，随着风起，把太阳光撞得七零八落，五彩缤纷。
棉线晒干了，我坐在自家门槛上，摆开架势，模仿神仙女子打毛线的一招一式。早上打，下午打，煤油灯下打，打了拆，拆了打，线头断了接疙瘩，疙瘩连成球。芦柴针一次次戳破手指，指血在棉线上开红花。
全是平针，终于打成一片，巴掌大小，麻子脸疙疙瘩瘩，我却一蹦三尺高，迫不及待地大声炫耀：我会打毛线了，我会打毛线了。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能够打出一副完整的手套。
手套针脚歪歪扭扭，横竖不成行，还像松蒲包，布满大窟窿小眼睛，即便这样，母亲仍然面露惊喜，左看右看，咧开嘴哈哈笑。
我家从来没有人穿过毛线衣，也从来没有人戴过手套，大哥生产队长当了几年，穿着上还是破破烂烂，秋冬天最好的一件衣服，就是当兵亲戚给的那种蓝色套头球衣。
父母哥哥们难以置信，我这样柳叶大个人，居然会编织，这属于奢侈活。
其实，我不属于聪明小孩，做不到无师自通，编织手套不会分叉的时候，就几次厚着脸皮问邻居代课姐姐。
平时舍不得戴手套，装在口袋里，只为拿出来显摆。
有一次，和小伙伴们比赛着爬树，疯狂嬉闹之后，发现手套少了一只。
灌木丛中，土坡背后，水沟旁边，凹塘下面，找了一遍又一遍。夜色弥漫，飘起了细碎的雪花，小伙伴陆续离开，我不甘心手套丢失，又没有胆量继续留在北风嘶吼的旷野，只好回家，一路嚎着嗓子。
经过居民点，有大人见我哭得九曲回肠，以为我跟人打架斗殴吃了大亏，忍不住掉头数落：看看你们这些死侠子（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吵骂杠架比死娘老子还高兴。
第二天，我手拿镰刀肩背竹筐，早早来到野地，在昨天割草和疯玩的地方寻找，扒开枯黄菖蒲丛，我那只淡绿色手套，镶嵌在薄冰之上。
我们那儿的土质，不适宜栽种棉花，各家各户要做棉袄棉裤，大多拿本荡芦柴，跟外村外镇交换棉花。若是去供销社购买棉花，缺少钱，布票又紧张。
棉袄棉裤都穿不起的日子，记不清我从哪里弄来棉花捻成线，反正我又给大两岁的姐姐打了一副疙瘩溜湫的花手套。
就跟今天的人戴了名贵手表一样，我与姐姐 ，会故意摆弄手套，强调自己与众不同。
芦柴管作棒针，毛刺戳手，还容易折断，到了我上小学，用木筷子代替芦柴管，小刀削一削，再放到水泥地磨一磨，光溜溜的毛线针大功告成。
筷子也要花钱买，父母看见我糟蹋筷子，嘀咕两句算事，不会动真格打骂。
当我过了十岁，人长胆子也长，在一个寻常午后，拆掉所有手套，再把毛线合拢一起，打算给自己打一件毛衣。
不像手套那样稀来小去，打毛衣属于系统工程，需花费很多时间与毛线，可我根本不去想这些，不是性格使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彼时，大哥已经把大嫂娶进门，大嫂是小学代课老师，毛衣又打得好，我打到不会的地方就去问大嫂，也许这就是我敢于顾首不顾尾的底气，只是我当时意识不到。
放学回来，搓好麻绳，再不出去疯玩，静静地坐到一旁，专心致志打毛衣。不知不觉，完成了正身。
既兴奋，又苦恼。因为弹尽粮绝，再也拿不出一根线头了，难不成就此停滞不前？见我好几天揪着嘴巴，大嫂把她压箱底的枣红色毛线拿出来两支，我喜出望外。
父母整天田里荡里忙，无暇顾及我做什么玩什么，上学放学的事也不管，我只要完成他们交代的搓麻绳割猪草任务。
直到我打好一只枣红色袖子，母亲才发现我用了大嫂的毛线。我没有等来想象中的夸赞，反而是怒不可遏的撕扯。没错，母亲一把夺过我的毛衣，手拽线头，一个劲地拆散。
这件毛衣，我熬过多少白天与灯下，手指头戳疼过多少回，寄托过多少美好与想象，居然被母亲扯得乱七八糟，我号啕大哭，真想一头撞地。
大嫂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汪汪地跑出家门。
大嫂嫁给大哥的时候，要了四样彩礼：一套的确良布料，一块手表，一件呢子大衣，两斤枣红色毛线。
当时当地，这彩礼不算多，我父母人前背后夸赞大嫂父母通情达理，没有狮子大开口。
但是，在大哥结婚之前，我家新砌三间青砖瓦房，积蓄用光，又借了很多外债。父母实在拿不出钱来，只有硬着头皮再借，好不容易凑齐彩礼。
再没有能力给大哥置办衣服了，母亲就跟亲戚说好，把他家那件藏青色中山装，借我大哥成亲当天穿。
我大嫂得知，拿出私房钱，给我大哥做了内一套外一套。自此，我母亲觉得愧对大嫂和她父母。
而我不识好歹，用了给大嫂做彩礼的枣红毛线，母亲自然大发雷霆，既认为泥孩子家家不配穿这么贵重的毛线，也觉得没法跟大嫂娘家人交代。两家间隔一条东西小街，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还小，不理解母亲的做法。大嫂也年轻气盛，责怪母亲把一片好心当做驴肝肺。
邻居孙二妈狠狠批评了我母亲，我母亲半天时间，一声不吱，说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
当天晚上，母亲用热毛巾给我洗脸，并要我把拆掉的袖子重新织起来。
半夜刮风下雨，母亲和孙二妈撑着木船，偷偷去芦苇荡割芦柴（当时日子穷，十家九家偷），又连夜撑去三十里外，跟人换回雪白的棉花，给大哥大嫂做棉袄。
在普遍穿得拖一片挂一片的年纪，我却拥有一件完整的毛衣。毛衣正身疙疙瘩瘩凹凸不平，用的是我自己手捻棉花线，两只袖子用的是大嫂枣红色毛线，缎子一样光滑平整。
两种搭配，就像土地公公穿皮鞋，怪模怪样，但毕竟千针万线亲手编织，我还是引以为傲，只舍得在过年那几天穿上身。
再去供销社玩耍，见年轻女子穿着鲜亮的毛衣，站在柜台内忙活。太阳光穿过木格窗户，照见她脸上的茸毛，小鱼一样游来游去。
多希望这样的小鱼游到我脸上，多希望她能看我一眼，看到我脖子上露出的毛衣领，然而，从始至终，她没有给过我一个眼神。
有谁知道，外人眼中灰不溜秋的小屁孩，也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仙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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