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33天《告子上 凡二十章》11.10
原文阅读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字词注释
[1] 辟：同“避”，逃避，躲避。
[2] 箪（dān）：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
[3] 豆：古代盛食物的木制盛器。
[4] 嘑尔：指轻蔑地呵叱、吆喝。嘑，同“呼”。
[5] 蹴（cù）：践踏。
[6] 万钟：指俸禄很多。钟，古代计量单位。
[7] 得：通“德”，动词，指感激。
[8] 乡：同“向”，以往，向来。
译文参考
孟子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而选择熊掌。生命是我所热爱的，道义也是我所热爱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选择道义。生命是我热爱的，但我所热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所以决不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胜过死亡的，所以有的祸患决不远避。假如人所热爱的没有胜于生命的，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的手段，有什么不能用的呢？假如人所厌恶的没有胜于死亡的，那么凡是可以逃避祸患的手段，有什么不能用的呢？然而有的人这样做就可以生存下去，却不去做；有的人这样做就可以逃避祸患，却不去做。由此看来，人有比生命更值得热爱的，有比死亡更值得厌恶的。不仅贤能的人有这种想法，人人都有，只是贤能的人能够保持而不丧失罢了。
“一小篮饭，一碗汤，得到就能活下来，得不到就会死去，可是吆喝着给他，即使是饥饿的路人也不会接受；用脚踏过了再给他，即使是乞丐也不屑于要；可是有的人，给他万钟的俸禄他就不分辨礼义而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来说有什么呢？是为了得到华丽的宫室、妻妾的侍奉、所认识的贫困之人对我的感激吗？过去宁愿死亡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华丽的宫室就接受了；过去宁愿死亡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妻妾的侍奉就接受了；过去宁愿死亡也不接受的，现在为了所认识的穷困之人的感激就接受了，这种做法还不该停止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的本性。”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这段关于“舍生取义”的论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篇章。
战国烽火连天，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士人奔走。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心浮动、价值混乱的时代，孟子以他雷霆万钧的声音，提出了一个关乎人之为人的根本命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并非一个轻飘飘的道德说教，而是一场深刻的价值排序。孟子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人性论与价值观体系，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孟子开篇以日常生活中“鱼与熊掌”的取舍为喻，巧妙地引出“生与义”这一重大抉择，构建起一个道德选择题模型。当生存需求与道义准则发生冲突时，他明确提出“舍生取义”的价值排序。生命固然无比珍贵，但在孟子构建的价值体系中，有比生命更崇高的存在——那就是“义”。当保全生命必须以违背道义为代价时，真正的选择应当是“舍生取义”。这种将抽象伦理具象化的手法，使复杂的人性抉择变得可触可感。
为了证明这一选择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孟子进行了缜密的逻辑推演。他反问：如果人最渴望的莫过于生存，那么所有能求生的手段为何不都用上？如果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那么所有能避祸的方法为何不都使出来？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人选择不用某种方式求生，不为某种手段避祸。这恰恰证明，在人的内心深处，有比生命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也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东西——前者是“义”，后者是“不义”。现实中存在“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的现象，证明人性中存在着超越生物本能的道德自觉。
孟子进一步指出，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圣贤专利，“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他举出“一箪食，一豆羹”的例子：饥饿至极的行人乞丐，面对带有侮辱性的施舍，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这生动说明，尊严和廉耻——即“义”的具体体现——是深植于每个人心中的本能。
然而现实充满反讽。同一个人，可以拒绝嗟来之食以捍卫尊严，却可能在“万钟之禄”面前迷失自我。孟子痛心疾首地追问：为了华屋美宅、妻妾供养、穷朋友的感激，就能背弃礼义吗？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正是“失其本心”的表现——在物质诱惑面前，遗忘了自己本有的羞恶之心。
孟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提倡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而是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他将“义”置于“生”之上，实际上是确立了人的精神价值优先于肉体存在的原则。这种价值排序，使得人区别于只知道趋利避害的动物，赋予了生命以道德尊严。
在孟子看来，“舍生取义”不是外部强加的道德律令，而是内在于人性的必然选择，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远超生命本身时，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必然的。这种思想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塑造了无数仁人志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
千百年来，每当民族危难、道义存亡之际，总有人挺身而出，践行着孟子的教诲。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无不印证着“舍生取义”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孟子的这番话，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依然振聋发聩。在物质丰裕的今天，我们或许很少面临生与义的极端抉择，但义与利的冲突以更日常、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每当我们在利益面前动摇原则，在诱惑面前放弃底线，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鱼与熊掌”之择。重读孟子，正是为了唤醒我们可能日渐麻木的“本心”，在平凡生活中守护那份不可让渡的人格尊严。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配得上“人”这一崇高的称谓。
背景知识介绍
性善论的基本原则（一）（节选）
性善论作为一门完整而有效的伦理道德学说，有自己独特的基本原则。根据孟子所说，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存心养性
存心是孟子的重要思想：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8.28）
君子与庶人本是同类，君子后来之所以高于庶人，只是因为君子善于存心。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之心，把它保存好，不要丢失了，就成了君子；不能保存好，丢失了，就成了庶人。
下面一段话有同样的意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8.12）
赵岐注云：“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心，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在孟子，大人未必专指国君，也指有德之人，而且联系孟子整个思想分析，此句中的“赤子”与“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中的“孩提之童”同义，故此处当取后一说。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从小就有亲情之性，仁义之心，要成为大人非常简单，只要能保证原有的赤子之心不丢失就可以了。反过来说，一些人之所以成了恶人，只是因为没能保住原有的赤子之心。从这里足以看出存心在性善论中的重要地位了。
与存心相反的是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11.11）
此处的“放心”与《告子上》第八章的“放其良心”，第十章的“失其本心”同义，都是因为不注意操守而丢失了良心本心的意思。良心本心丢失了，就应该找回来。鸡狗丢失了，还知道去寻找，良心本心丢失了，却不知道去寻找，是非常可悲的。
与存心相近的是养性。养性的提法在《孟子》中仅出现一次，见于《尽心上》篇：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13.1）
人天生就有诚善之性，但它比较娇嫩，容易受损，需要好好保养。恰如牛山之木曾经是很美的，如果“郊于大国”，“斧斤伐之”，也可以变为不美。只有“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好好加以保养，才能成材。这就叫做“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心就是养性，养性就是存心。将仁义礼智之端存于内心，就是滋养自己的诚善之性，也就是侍奉而不违逆于天道之本然了。
存心养性必须做到专心致志。孟子借用一个故事来讲这个道理：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孟子》11.9）
这段旨在解释为什么孟子劝说君王没有效果。孟子认为，虽然君王有一些良心本心的萌芽，但他没有更多的机会劝说，所以没有什么结果。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其引申到存心养性上来。在孟子看来，要修养良心本心，必须专心致志，否则即使有再好的良心本心的基础，也没有用处。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杨泽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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