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的思想文化来源及特点
大致而言，湘学的特点是因其思想文化来源而决定、制约的；而湘学的思想文化来源又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主要呈现为道家文化系统和儒家文化系统。这两个文化系统中，对于湘学而言，儒家文化系统是主要的。以下我们将就这两个文化系统进行考察。
儒家文化系统。因为两汉时期儒学虽然鼎盛，但是两汉儒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统一的儒学，所以这一文化系统在唐宋以前的湖南地区，基本上找不到明显而又突出的代表人物，当然并不能说其影响就不存在。直至北宋，中国出现了儒学地域化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史现象，亦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在这样儒学地域化及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湘学应运崛起。于是，周敦颐具有浓郁儒道思想合流之濂溪学派的兴起，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兴起，以及朱（熹）、张（栻）会讲于长沙岳麓书院，湖南才在传统主流文化中争得了有影响的一席之地，赢得了“荆蛮邹鲁”、“潇湘洙泗”的美誉。南宋后期的“理学名臣”真德秀《劝学文》对此礼赞曰：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波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一出书，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馀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欬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西山文集》卷四十）
这段文字表明真德秀时已经承认湘学的传承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从宋代迄明、清一脉相传进而影响到近现代。该文化系统的精神特质是，有着大一统的国家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等。
道家文化系统。道家文化的发源地是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地区。湖南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在当时，“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西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楚文化的覆盖面远远超过了现今的湖南大地。在如此强大的文化支持下，楚国有其不同于中原各国的典籍。《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也。”《梼杌》是楚国的史书，久已失传。又《左传》中谈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大概是记载楚国史迹、民间风俗及地理知识的典籍，也已失传。据史籍记载，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初级阶段即有所谓北学和南学。《中庸》有段话是很好的说明：“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此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联系到《庄子·天运篇》所载老子对孔子说“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隐以南方之贤者自居，即可知儒、道实源于南、北学。前已叙及，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南学著作汉以前曾流行于湖南。
楚文化以后，自秦汉至唐代，湖南的文化形态应是湘楚文化，楚文化与湘楚文化的哲学支撑应是“南方之强”的黄老之学。湘楚大地的道家思想和中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足以比美，相与为用。大抵儒家尚实际，道家尚虚无；儒家重现实，道家重幻想；儒家主理性，道家主意象；儒家赞人工，道家赞自然。道家文化的精神特质是彻底地追求精神自由，有着浓郁的诗性特征。这种思想特征的影响直至近现代。近代有些有识之士为了改造社会，为了践行维新或革命的理想，如谭嗣同等人慷慨赴死，甚至为了唤醒世人，如陈天华、杨毓麟等人不惜蹈海自杀。湖南具有这样难以为常人所理解之“轻生”行为的人较之其他地区为多，既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也与道家哲学彻底地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气质密切相关。
湘学当然是宏大的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的一个分支，然而，结合地域而论，结合学术发展史而论，它又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曰“独立之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湖南先民的血性遗传。湖南开发较中原为晚，先民们的早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祖先艰辛创业的情景可以想见。荆楚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蛮夷”，反而宣称“我蛮夷也”，表示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率重兵逼近周天子都城洛邑，“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大夫王孙满劳军。楚庄王接见王孙满时，竟然情不自禁地问起代表帝王权力的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被楚庄王的权力欲和叛逆性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楚人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在湖南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不息，逐渐形成三湘四水的士风民习，逐渐凝练成为一种独立不羁、无所依傍的文化精神；折射于学术，则为“独立之根性”。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等等，他们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之根性”。
湘学的这一特点是辛亥志士杨毓麟考察湖南学术发展史而总结、揭示的。杨毓麟说湖南学术“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郭嵩焘“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我们认为，杨毓麟的概括切中肯綮，“独立之根性”的确是湘学自立于千百年来学术之林的根本特性。
二曰勇于为国献身。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虽不是出生在湖南，但彼时湖南属于楚国的南部疆土，屈原许多忧民爱国的诗篇创作于湖南，他以身殉国的壮举完成于湖南，他的思想和行为对以后湖南士风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南宋时期湖湘学的创立及其传播，屈贾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其子胡宏在上宋高宗书中对朝廷步步退让痛切陈词。胡宏的弟子张栻曾亲身参与其父张浚北伐。南宋末年，元军南侵，在湖南安抚使李芾的率领下，长沙军民包括潭州书院、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数百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守城战斗，最后矢尽粮绝，壮烈殉国。在明末的抗清斗争之中，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痛感无力回天，最终绝食死于岳麓山。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毅然于衡山举义兵抗清，失败后又埋首著述，终生不做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如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本可逃过劫难，但却甘愿受死，慨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表现了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在近代，为了警醒国人，湖南就先后有五位蹈海投江的烈士。1905年底，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1906年5月，为抗议中国公学遭清廷种种钳制，姚宏业在上海蹈黄浦江而亡；1915年，为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彭超投湘自尽；1911年夏，有感于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杨毓麟愤而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1921年端午节，为了抗议北洋军阀专权，易白沙在广东江门投海自杀。
必须指出，湘学的爱国主义在古代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狭义是说它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异民族的入侵。到了清末民初，湘学的爱国主义不再是狭义的而是一种广义的民族主义亦即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了。
三曰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实则体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作风，也是湘学的突出特征。如胡安国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继承其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以致用。稍后的张栻更是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的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湘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如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经邦济世的人物。
南宋以后，湘学的经世致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清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好钻故纸，不预现实；湖南的汉学家虽也讲考据，但他们却能自觉将经史考据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如王文清治汉学，不囿于训诂，而是兼及兵、农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又如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学者，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人一起身体力行，不仅在盐政、河政、漕运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还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对后来的湘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再如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在理论上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高了一步。
在这种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近代以降湖南还产生了一大批干才，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学术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
四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按“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人颜师古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其真也”。湖南学人在这方面深得会心，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就悬挂着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周敦颐《通书》阐述了“诚”的思想，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周氏“诚”的思想。他认为“诚”就是客观存在，“诚者，实有者也”；他还认为“诚”就是忠实于客观事物，即“忘乎己而一于理”。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在《复夏弢甫》书中更提出：“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即物穷理乎？”左宗棠对实事求是的体会尤为深刻，直到临终他还在遗折中写道：“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总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仅是湘学的明显特征，而且也成为了湖南学人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准则。
五曰兼收并蓄、开放创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湘学的明显特征还有兼收并蓄、开放创新。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着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和利用，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并非湘人的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显示了湘学的博大胸怀。近代以来，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学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这些都是湘学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精神特征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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