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需要讲证据

非虚构写作需要讲证据

非虚构写作，顾名思义，不能虚构。基本事实必须有依据，讲证据。而国内的纪实文学，这一点做得很差。八十年代有一位女作家，写一个男企业家，说他晚上睡下去“鼾声如雷”，大家就纳闷他是怎么知道的。国内还有一大票的民间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段子，从来不给出处。我想起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牛老师给我的谆谆教诲：

同学们，什么叫天真烂漫？

一个屁俩谎，还能叫天真烂漫吗？

同理，一个屁俩谎也不能叫非虚构写作。

最近重温了 1998年普利策“特稿”奖（Feature Writing）作品《天使与恶魔》（Angels&Demons），被其扎实的考据功底感动了。

1989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湾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前来度假的一母二女，被残忍地杀害，凶手抹去了一切痕迹，探员展开调查，历经三年。8年以后，佛州《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记者Tomas French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调阅了4000多页警方卷宗，以及所有可能得到的素材，写下了这部长篇特写。

文章开头写道：

在她们存活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尤-罗杰斯和她的两个女儿拍了一组照片。有一张是 Michelle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沐浴盯着镜头，沐浴阳光。

但是最让人难忘的是在阳台上拍下的最后一张，夕阳渐渐消隐在坦帕湾。这三个女人即将出发去见一个男人，那人答应用船载她们出海。

1989年6月4日，Jo, Michelle和Christe被发现，她们的尸体漂浮在坦帕湾里。这是一个关于谋杀及其后续影响的故事，一个由一群有信仰的人和难以置信的罪犯共同书写的故事。

文章以照片开始，证据牢靠。接着又写道：

Jo和两个女儿，游览了动物园，她们看到斑马、大象，欣赏孔雀开屏。这一切可以从她们死后相机中留下的照片里，得到印证。

不是记者的猜测，而是相机中留下的证据。

这个故事的难点在于，给罪犯画像。

因为罪犯没有接受采访，更多使用侧面描写。受害者亲友的悲痛，探员、检察官的愤怒；FBI对罪犯性格的推断（为人随和，社交能力强，外表体面）；邻居的怀疑与恐惧；罪犯亲友的回忆；陪审团的感受（从他眼睛里看到了魔鬼）。

犯罪过程更加难写。

由于这起一级谋杀案没有旁证，罪犯也矢口否认，所以还原犯罪过程是一个难题。Tomas French是这样解决的，他通过几年后，警员夜驾小船亲临犯罪现场的感受，让我们体会到犯罪现场的恐怖；通过罪犯犯下的另一强奸案当事人的证词，让我们 想象杀人夜的残忍。不过记者还是强调：我们只能用想象来填补那一夜留下的空白。国内一些媒体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又动用文学想象力，把无法证实的过程当成事实去描写。这点是应该避免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使司法系统也非全知全能。法律只认证据，和直接理性的逻辑。把这些写清楚，就可以了。

这篇报道还写到三位女性下葬的一个场面

当布道结束的时候，牧师大声地问：”上帝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坦帕湾，当JO三个人为自己生命祈祷的那个黑夜，上帝在哪里？”

牧师提高了声音：”你没有看到吗？”

整个教堂里非常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外面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

这篇稿子写的时候，案子已经过去了8年，记者托马斯·弗伦奇根本没有出席葬礼。

他是这样重构了当时的场景，他去了那个举办葬礼的教堂，跟当时参加葬礼的人谈话，了解他们当天的经历，包括牧师那天穿了什么衣服。他借来一盘录音带，里面有牧师的说话声，人们的哭泣声，还有教堂外的鸟叫生。他请了一位鸟类学家认真辨别，确定那是麻雀的叫声。于是有了上面的文字。

没有一处关键信息没有证据，没有一处精彩描写没有依据，什么叫非虚构写作，这就是。

法官的判词是：

一个在受害，两个人观看，想象一下她们的害怕；第二个人受害，另一个观看，想象一下她的恐惧；最后第三个受害人，在目睹了两个亲人消失水中之后，也被举起来，抛向水中，想象一下她的战栗。

Oba Chandler,你不仅失去了活在我们之中的权利，根据佛州法律，你也彻底失去了活着的权利。

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文章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结束的。

傍晚，人们离开法庭，朝海湾望去，海天一线，彩霞满天。正是这样的天空，伴随Jo和两个女孩来到佛罗里达，把她们引诱到死亡之地，把伤痛留给爱她们的人们，把她们的名字烙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样的天空，对于罪犯来说，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了。

太阳落下去，辉煌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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