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梳妆镜前的时间，比坐在沙发上的时间还长。镜子是她从母亲手里继承来的老物件，铜框已经暗了，边角微微翘起，镜面也有些花，但她不换。她说：“老镜子才懂得什么是脸。”
她已经六十三岁，却仍画眉、点唇、扑粉，每一笔都慢，每一层都轻，仿佛脸是一张快碎的纸，一不小心就会裂开。她的唇色永远是那种旧红色，不偏冷，也不热，像三十年前上海百货卖的胭脂。那时她刚从歌舞团退下来，还留着一头波浪卷，穿白旗袍、黑皮鞋，一出门就是风景。
她住在一套旧公寓里，三楼，靠近虹口，窗子开出去能看到马路拐角的小烟纸店。对面住着一户年轻夫妻，隔着阳台能看见他们洗衣、炒菜、吵架。她有时候觉得热闹，又觉得俗气。她不再吵架了，因为没人可吵。
她的丈夫在她四十岁那年去世，是意外，一场醉酒后的车祸。她没哭，连葬礼上也只是淡淡站着，像一位好演员，在一场毫无彩排的戏里完成最后的谢幕。别人说她薄情，她却知道，有些情不是哭得响才算深。
婚姻于她来说，从来不是诗，是账。两个人能对上眼、分得清菜、睡得稳床，就算合适。她年轻时被爱过一次，是个外省来的小提琴手，眉目清俊，话不多。那个男人写了一首曲子给她，叫《暮色之舞》。他们在排练厅偷偷接吻，在团里宿舍递纸条。但后来那人调去了北方，一个字没留。她再听那首曲子时，觉得像一支跳错拍的舞——不甘，也不舍。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可那天镜子里她试口红时，忽然就想起了那人的眼睛。那种眼神——看你时像听见一场无声的雪落。她没告诉任何人，只是把那支口红用到见底，也不再买新的。
她晚上常坐在窗前抽烟，不是习惯，是仪式。她不常点火柴，每次都用旧式打火机，拨动、啪的一声，像点亮一场记忆。烟雾在灯下绕来绕去，像她年轻时舞台上的布景，虚幻而华丽。
她有一本剪贴簿，里面贴满了报纸上别人的故事：失恋的、离婚的、失踪的、出走的。她用铅笔圈出其中一句，写在旁边：“他们都演得比我真。”
她不看电视，不刷手机，只在镜前坐着，一天一次，重复昨日的动作，仿佛能从粉盒里捧出时间的灰。她不是怕老，而是怕人看不出她曾经美过。她说：“女人这一生，得自己为自己点一场烟火。没人看也好，总不能黑着走完。”
她最后一次出门，是去参加一位老同事的告别式。她穿旧旗袍，戴珍珠耳钉，步子慢却稳。有人在人群中认出她，低声说：“还像以前。”她回头笑了笑，眼神平淡，却藏着烟火烧完后的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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