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下一句堪称二十世纪最荒诞的控诉：“当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问自己，1914年欧洲为什么要进行大战，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
那真是个迷人的年代——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特别是维也纳。茨威格深情地写道：“那是一派和平的景象，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可以在那幅背景里勾勒出我们未来的生活，无忧无虑，不愁吃穿。”
想想那时的景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电话、电报、汽车、飞机，人类仿佛一夜之间成了自然的主人。每年都有新发明，每十年生活水平就翻一番。人们普遍相信，战争是野蛮人干的事，属于“过去的过去”。这种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当1914年战争真的来临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听说太阳明天会从西边出来一样荒谬。
危机来临前的最后时刻。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消息传来时，茨威格正在维也纳。他回忆说，最初人们只是感到震惊和遗憾，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股市在第二天就回升了”，他特别提到这个细节，像是在嘲讽人类对危险的本能逃避。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夕，长安城还沉浸在天宝盛世的繁华中。李白在《君子有所思行》中描绘当时景象：“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何等辉煌！但细心人会发现，在这繁华背后，已经是“路有冻死骨”了。可惜大多数人都选择视而不见，继续他们的歌舞升平。
茨威格分析得透彻：四十年的和平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和平是常态，战争是意外。就像长期健康的人，总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生病。他用了一个精准的比喻：“他们不相信还会有野蛮的倒退，不相信在经过一百年和平之后，欧洲各民族之间还会再有战争。
长期的和平，如同一种缓慢作用于社会机体的麻醉剂。它并非突然夺走人们的记忆，而是让关于战争残酷的集体印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更迭中，悄然褪色、风干，最终从血肉丰满的恐怖实感，变成历史书中几行模糊而抽象的铅字，变成了博物馆里沉默的勋章与生锈的枪械。茨威格所见证的，正是这种“麻醉”的深度后果：当战争的真相被隔绝在安全的历史距离之外，它便不再是一种需要竭力避免的恐怖，反而可能被浪漫的想象重新包装。
正是在这片由遗忘构成的肥沃土壤上，一种危险的转移机制开始生根发芽。日常生活中任何的不如意——经济的波动、个人的失意、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都急需一个明确、具体且可供发泄的出口。当问题的根源错综复杂、难以捉摸时，将矛头指向一个清晰的“他者”，便成了最便捷的心理解决方案。于是，“某某群体、某某民族、某某国家”便顺理成章地被推上审判席，成为一切苦难与焦虑的“替罪羊”。
而政客们，则深谙此道。他们并非总是灾难的凭空创造者，更多时候，他们是敏锐的“气候学家”，能精准探测到社会空气中累积的静电与不满。他们乐于，甚至热衷于引导这股盲目的洪流。他们提供简单的叙事，将复杂的结构性困境，转化为“我们”与“他们”之间非黑即白的道德戏剧。通过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他们巧妙地统一了内部视线，凝聚了支持，并借此达到其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权力炼金术——将民众的挫败感，冶炼成对自己权威的巩固。
这整个过程的悲剧性在于，它构成一个完美的、自我实现的闭环：和平导致了遗忘，遗忘催生了寻找替罪羊的冲动，而政客则系统性地利用并放大这一冲动，最终，将整个民族引向的，正是那个已被全然忘却其恐怖面貌的、真实的战争深渊。他们点燃的，正是众人已然忘记会灼伤自己的火焰。
情绪一旦成为主导，理性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茨威格痛苦地回忆，就连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初也受到了这种集体情绪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坦白承认：“我不得不承认，当时一种突如其来的激情也攫住了我。”
接着发生的事，比任何闹剧都荒诞。茨威格目睹年轻人戴着花环在街头唱歌，姑娘们把鲜花塞进枪管，老人站在阳台上鼓掌，仿佛战争是场即将开幕的露天戏剧。他写道：“街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音乐和鲜花。这种情绪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德绑架，任何反战的声音都会被斥为‘懦夫’和‘叛徒’。”
然后世界大战开始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曾经天堂般的欧洲迅速沦为地狱。
黑格尔说过：“经验和历史所教导我们的却是这样：各民族和政府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点，就是它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当理性沉睡、情绪肆虐、民族主义压倒人道主义之时，人类亲手建立的文明大厦，可能会在转瞬间崩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希望这一次黑格尔没有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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