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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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只管阿燕叫阿燕，至于她姓什么、全名是什么厂里没人知道。阿燕今年28岁，是一个五官精致但是皮肤黝黑的地道云南姑娘。阿燕只有初中文化，早些年在东莞的电子厂打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阿志。阿志才22岁，是个皮肤白皙的成都娃儿，也是初中学历。阿志在电子厂担任两班倒的组长，月薪六千。阿燕和阿志住在月租八百的东莞火车站附近的出租屋内，他们工作的电子厂也在那附近。阿燕和阿志交往三年了，阿志在厂子里整日给阿燕讲笑话才把她追到手，一开始阿燕因为年龄差太大不同意，但是耐不住阿志俊俏又能说漂亮话，最终还是在一起了。这些都是阿燕主动说给我听的。

阿燕本身肤色并不是极黑的，但是一年前被家里的老父老母叫回了老家，在老家种地一年。阿燕没有防晒意识，全身裸露在外的地方便被晒得黝黑。阿燕第一次被组长带进车间时我以为组长带进来一个非洲人，她穿着红白色条纹短袖、留着很多年前流行的厚厚的齐刘海、头发长长的被皮筋束在背后。组长本不想留下她，听她讲话不太利索的样子，可能做事不灵活。但是被人事部硬塞进我们车间，就这样阿燕留了下来。

我们的车间是质检部下的最小的一个车间。我们检查制作表带的半成品。车间里在阿燕来之前只有我、红姐、小洋和组长。我是车间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暑假工，因此画图测量这类活交给了我做。由于我性格乖巧，打扮朴素又是“知识分子”，因此车间里的人甚至整个工厂的人都喜欢我。

红姐是一个河南大姐，两个孩子在河南老家念书，丈夫也在老家工作。起先红姐和丈夫在金沙湾商场附近摆摊卖砂锅粉，赚了一些钱。不知怎的红姐丈夫回了老家，红姐便独自一人留在这工厂里了，好在红姐很多亲戚老乡都在东莞打工，因此红姐并不寂寞。小洋却是一个令人感到疼惜的男孩子，他尚未满十八岁，却已经在外打工多年了。在进厂之前他和老乡在海南做木工学徒。小洋不高微胖，额头前的头发长到遮住眼睛，小洋走路总是低着头。他不苟言笑，说话声音极小，总是需要凑近他才能听清楚。但是小洋对我很好，总是会热情回答我的疑问，并且亲切地叫我玲姐。组长是一个单薄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160，娶了一个身高150的女子并且几年前生了一个儿子。原本夫妻俩都在这厂里工作，但是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厂里的工资不足以养儿子，比较有抱负的妻子便回到江西老家做起了小生意，组长便开始了漫长的婚后异地生活。但是听厂里的大姐们说，组长的妻子在江西卖盒饭、摆地摊都亏了。最近在一家超市做销售员才勉强有了收入。不论是红姐、小洋还是组长或是厂里的其他人，生活的苦从来没有落下过谁。

自阿燕来了之后，我们这个小车间便有了五人。我们这个车间也是二楼唯一有空调的车间，二楼钻孔、磨光、排带的工人们只能坐在闷热的车间里干活。风扇也不起作用，它只能把这一阵燥热的风吹成另一阵燥热的风。因此经常会有各个部门的工人们在机器工作的间隙跑来我们车间吹空调插科打诨。

穿着藏青色的工服戴着满是灰尘的口罩的，肯定是磨光组的工人，所谓磨光便是把表带配件表面磨得光滑反光。被磨掉的金属粉尘便充斥着磨光组车间，这个工作不消说对肺的伤害较大。工人们满汗淋漓地趁着工作间隙来到我们车间吹空调，他们头发上、眼睛四周、衣服上尤其是口罩下的鼻孔处满是灰色的金属粉末。

而经常带着被压紫的大拇指或是手指有半截缺指的工人肯定是压机组的。所谓压机便是操作重机器将金属切割成固定尺寸，那也是手表带上每颗珠的原型。压机组的工人时常会说起多年前或者前不久发生的工伤事故，其实并不是做压机就一定会被切断手指，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缺指。只是在这个行业做十年二十年的人难免会遇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事故。至于钻孔的工人，他们负责操作机器将切割好的珠穿孔，然后送去排带组进行排带组合，将一颗颗珠用零配件组成表带。钻孔组是两班倒，时常昼夜不分，工人们也是极辛苦的。而这些工人里性格较活泼的经常喜欢来我们车间蹭空调聊天。他们都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母亲的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们喜欢询问我的大学生活或者闲聊前不久西湖街上麻将馆的老板娘坐在按摩椅上被电死的新闻，总之什么有趣就谈论什么，劲爆的新闻可以重复谈论好几天。比如大家在那个老板娘被电死后开始极力回忆与她有过的种种，“我每天上下班经过她家麻将馆都会和她打招呼的”、或者极力夸赞老板娘的美貌“真是太可惜了，老板娘人还长得很漂亮咧”……我本就能够忍受工厂重复简单的机械劳动，热闹轻松的车间环境也令我喜欢。

我们车间负责质检半成品，因此平日里是不忙的。但是会经常被主管叫去高档部帮成品质检部打包装出货。因此每天晚上加班是常态，一般九点钟下班都会感到高兴，因为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十点或者十一点。而到了月底那几天甚至要通宵出货。我和阿燕由于是新人，经常被叫去帮忙打包装，她便会经常和我谈起他的男朋友。言语之中满是自豪。

“我男朋友一个月工资六千块嗷！”阿燕用她那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

“那很好呢。”

“就是太辛苦了，还要两班倒嗷。本来想今天不加班回去给他做饭吃呢。”

“平时都是你做饭吗？”我问道。

“我不做难道他一个男人还会做饭吗？我不做饭他就天天吃快餐嗷，又难吃又不卫生。”

“你们住在东莞站附近吗？”

“你别说这个，说起这个我就生气。我说住四百块一个月的单间就好了嘛。他非要住带客厅的大房间。还每天开空调咧，每个月房租八百，电费八百嗷。还赚个屁的钱啊。而且啊我今天又和他吵架了！”阿燕激动地说道，但是我能感觉到到她语气中的自豪与幸福感。

“因为什么吵架呀？”为了让话题继续下去我只好这样问道。

“还不是因为他总是打游戏，就算上晚班回来都会先打几个小时游戏，打累了才睡觉。我做好饭叫他吃饭都不吃，只顾着打游戏。所以我就骂他了。我说他还交个屁的女朋友啊，直接和游戏过就可以了！”

阿燕极少用陈述句和人交谈，多半都是感叹句和疑问句。我在和阿燕共事一个月后发现这个规律，原本我以为随着暑假结束我会比阿燕先离开工厂，谁知阿燕走在我前面。

工厂外挂着“本厂大量招聘男女普工”的横幅，也正是这条横幅把阿燕吸引了进来，可是工厂所需的劳动力和能发出来的工资分配极其不均。我以临时工的身份在工厂每个月服从加班能拿三千多，可是阿燕一个月只有两千。主管见阿燕一副不利索的样子只给她开一个小时八块的工资，起初阿燕并不知道，她想着有厂进便进了。

由于阿燕住在东莞火车站附近，步行到工厂需要20分钟。于是阿燕便骑共享单车上下班。起初她只知道扫码用车，并不会停车之后结束行程将共享单车后轮的锁拉上。还是一日早晨上班我教她的。由于早晨骑来的共享单车到了晚上下班便被别人骑走了，阿燕居然买了一把单车锁将共享单车锁起来供自己使用。我和小洋劝说阿燕共享单车是公共财产不应该锁起来供自己使用，但是阿燕执意认为不把车锁起来下班回家就要走回去了。我们便没有继续讨论过这个话题，不过几天后我在厂门口看见阿燕锁着共享单车的链条被人剪断了。并没有人知道是谁做了这件“好事”。那一日阿燕在车间愤愤地骂剪断她单车锁的人，我和小洋却暗自高兴终于有人“替天行道”。此后，阿燕便骑车上班走路下班。

由于厂里加班非常严重，每周日下午的半天假变成了我们上班的唯一盼头。不过到了加班严重的月底这半天假也会被剥夺。平时我们朝八晚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工作八小时是最基本的。晚上几乎没有不加班的日子，一般要从晚上七点钟加到十点钟。十点多或者十一点多回到出租屋洗个澡玩下手机便要抓紧时间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七点半起床吃早餐八点钟准时打卡上班，周末没有假期，日子日复一日遥似看不见的黑洞，吞噬了一切自由空间。即使遇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如国庆、端午、中秋，工厂也会根据出货量将假日缩成一日或者半日。

这一日久违地晚上不用加班，阿燕高兴地和我说：“等下下班了我要去菜市场买条鱼煮给我男朋友吃，他总是说想吃鱼，烦都烦死了！”

“你做饭一定很好吃吧？”我问道。

“一般般啦，但是我男朋友很喜欢吃我做的菜，他最近终于倒回白班了，我总算是能见到他人了，我要做顿好的给他吃，我再去买点排骨和莲藕炖汤喝。”阿燕满心期待，我也跟着替她开心。但是当阿燕笑时我注意到她眼角有了很明显的皱纹，甚至她不笑时，我也能清楚地看见脸上的纹路和一些褶皱了。我想阿燕本身年纪是不老的，但是那一年的紫外线照射加速了她的衰老，并且阿燕没有护肤的意识。我不禁替她感到担忧起来。

阿燕和我说过他男朋友打算今年年底带她回成都老家见父母，骄傲如阿燕也担心自己的年纪和外貌不被接受了。不过我听厂里的大姐和阿姨们说阿燕进了厂之后明显养白了一点点。这对阿燕来说是一件好事。

阿燕原本打算在厂里至少做到年底再离职，但是由于工资太低，阿燕比我还早两天离开工厂。阿燕走后，红姐感慨地说道：“我们这个小车间热闹了一阵子，等过两天连你也走了，我们车间就只剩三个人了。”我不知如何回答，这里原本不属于我，但是没有人应该属于这里。

去人事部离职那天我听大家议论阿燕：“那个黑乎乎的云南婆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看八成是的，教她打包装十遍八遍还是出错。”一个大姐附和道。

“说话也不利索，黑漆漆的跟个非洲人一样！”

……

我想没有人能真切体会到阿燕对新生活和爱情的向往，她虽然年纪不小但是涉世未深。并且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土地建立联系，而至于人情世故或是社会关系，阿燕是不擅长的也是不在乎的。

我回忆起那些个在打卡机前排队打卡上下班的日子，靠近铁轨的工厂每隔几分钟就会随着列车经过发出一阵阵轰鸣声，厂房和宿舍也随之颤动起来。燥热的空气里，身穿臧青制服的工人们无精打采，上班时便开始期待着下班。没有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只有阿燕整日笑嘻嘻地期待着男友倒白班、期待着不加班时路过菜市场买条鱼、期待着发工资能用自己赚的钱养自己。阿燕每天上下班拿着的红色布袋子、第一天进厂没分到宿舍在食堂长凳上睡了一个午觉的尴尬表情，以及她笑起来时眼角深深地皱纹和她那黝黑的皮肤，阿燕的形象在我面前不断浮现。城市之大、工厂之多，寻一身心安处不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后来我听说组长因为工资太低去江西找老婆了、红姐也离职回河南老家种起了西瓜，小洋也在过完春节后没有回厂。厂子里留不住人，生活的苦没有落下我们这些人。希冀的存在却使我们甘之如饴，无数个反复的、机械的、燥热的日子里沉淀了人们对幸福、团聚、新生活的向往。而在向往达成之时，所有积攒的日子喷薄而发，有了意义。

至于阿燕，那日我在备忘录里找到一个云南楚雄的电话号码。我想起来这是组长让我打电话叫阿燕晚上来加班留下的记录，我探索似的把电话号码粘贴到微信好友添加框。头像的确是阿燕，但是我没有点击添加到通讯录，而是以非好友的身份查看了阿燕的近十条朋友圈。

2019年11月2日：还是上班好，不上班人都要疯了（视频里是阿燕在新工厂的机器旁）。

2019年11月7日：一个人自己煮点面吃。

2019年11月17日：出去溜达溜达，要闷坏了（视频中阿燕坐在架子床的下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