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Part1

这周读的是台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部分，本书是将张荫麟、吕思勉和蒋廷黻三位民国著名的史学家的著作集合而成，上册讲的是先秦时期至楚汉战争。

当我们谈起我们的历史，最先想到的就是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代表的是三个民族的迁徙和发展，当某一个民族实力足够强大，成为“天下共主”时，成为相应的朝代。夏人自西向东，商人自东向西，周人复自西向东，他们之间交错同化，同时将势力范围内的土族同化，从而形成一个相对于异族的整体“诸夏”，有时也自称为“华”。

“封建”指在王室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下级对上级称臣，并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但封君实为一地的统治者兼地主。“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来说，只有周代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春秋战国即周代“封建”的产物。周朝诸侯国的起源可以分为四种：开国之初将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给周朝的宗亲姻戚或功臣；开国后划分畿内的土地赐给子弟或功臣；商地分封给商朝后裔；商代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在周朝鼎盛之时，加之各个诸侯国之间大多有姻亲关系，因此各诸侯国之间还算和睦，但伴随着周朝的衰落（周室东迁），以及姻亲关系的疏远，使得维系和谐的名分变得千疮百孔，但总还算维系着。春秋时代灭国在六十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灭夏和以夏灭夷，诸夏国相灭只占极少数。

这个大帝国的命运也就和一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设想一个精明强干的始祖督率着几个少子，在艰苦中协力治产，造成一个富足而亲热的、人人羡慕的家庭。等到这些儿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后，他们对于父母，和他们彼此间，就难免形迹稍为疏隔。到了第三代，祖孙叔侄或堂兄弟之间，就会有背后的闲话。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齐。到了第四五代，这大家庭的分子间就会有愁怨、有争夺、有倾轧，他们也许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闹起官司来。至迟在东周的初期，整个帝国里已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形，充满了这时代的历史的是王室和诸侯间的冲突，诸侯彼此间的冲突，公室和氏室间的冲突，氏室彼此间的冲突。但亲者不失其为亲，宗族或姻戚间的阋争，总容易调停，总留点余地。

……

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的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权力造成，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则威严愈减。光靠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去维持的组织必不能长久。何况姬周帝国之外本来就有不受这两种链索拘束的势力。

孔子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而鲁国是当时列国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晋韩宣子看到鲁太史所藏的典籍后说道“周礼尽在鲁矣！”

当春秋时代，在多数国家，“周礼”已成一段模糊的历史了。但鲁人特别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它，并且当作一种重大的学问去讲求它。当时鲁国有一班人，专以传授礼文，并“导演”礼仪为职业。这种人叫作“儒”。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书中有这么一段传神的描述：

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很自然。他平常对人朴拙得像不会说话，但遇着该发言的时候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的”，他所痛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凡有所长的他都向其请教。便是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他的朋友“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他遇见穿丧服的人，虽是常会面的，必定变容。他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饱过。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孔子为什么可以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呢？在读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是董仲舒“独尊儒术”造就的。而事实上，虽然孔子在政治上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明王”，但孔子重新塑造了儒，并且推崇“有教无类”，这就当时而言是一大革命。

在周代，士是受贵族禄养着专门替贵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战场上斗争的主力，即武士。而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祭祀和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而后一个时代，我们所说的“士”则是文士，这与孔子将教育平民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做政治活动，是后来战国“游说”风气的创始，造就了后世的“布衣卿相”。孔子将技艺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以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教训生徒，并且“一以贯之”。

之前说了儒在当时是以教育礼仪和主持礼仪活动为生的职业，但孔子从新塑造了“儒”。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一位弟子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里的“小人儒”说的是因主家衰灭后，流落民间，以古礼为饭碗，守旧为习性，文弱为本分，他们中的一些人堕落到只顾衣食、不讲廉耻，听说阔人有丧事变不请自往，甚至穷极无聊，乞人禾麦的那部分儒。“君子儒”则授徒以技能和主义，重礼之本胜过礼本身，最大的抱负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拥护传统制度，复兴礼乐。后世儒者奉孔子为宗师，但其中倒不少是孔子所厌的“小人儒”。

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个世纪。若把战争比于赌博，那么，春秋的列强，除吴国外，全是涵养功深的赌徒，无论怎样大输，决不致卖田典宅；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滥赌的莽汉，每把全部家业作孤注一掷，旦夕之间，以富翁入局，以穷汉出场，虽然其间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骗赢净尽。
这变局怎样造成的？

春秋时期大夫逐君弑君总还要找个合法的继承者为傀儡，但以非公室至亲的大夫而篡夺或僭登君位的事从未发生。直至三家分晋，揭去了周室最后的遮羞布，战国时代开启。此时理性冲破了迷信的藩篱，诸侯国在竞争中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变强，礼教的拘束和威仪已经难以镇压诸侯。此时各诸侯国渴望强国之策，而法家就是他们最实用的选择。师从孔子弟子子夏的李悝编写了《法经》，定为魏国的法律，是战国初年魏国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法家的著名人物吴起曾从曾子和子夏受学，将三晋“明法审令”的那一套用在了楚国，造就了楚国的新格局。吴起后被楚贵族清算，死后二十年卫鞅携《法经》为秦国主持变法，造就了秦“信赏必罚”的作风和兵制。

韩非子集法家“术、法、势”三宗之大成，劝告当世君主：

你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大部分你们所采的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进献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试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到。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独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极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练索去拿人，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战国时期儒法墨为最优影响力的三个学说，墨子为墨家的创始者，主张一切道德礼仪和社会制度以天下之大利为重，“兼爱非攻节用”则是服务于天下之大利。本书对墨子不吝赞赏：

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做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做合理的新规划。他发现当前的社会充满了矛盾、愚昧和自讨的苦恼。他觉得诸夏的文明实在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他觉得大部分所谓礼义，较之从前輆沐（在越东，大约今浙江滨海一带）国人把初生的长子支解而食以求“宜弟”，及以新孀的祖母为接近不得的“鬼妻”而抛去不养等类习俗，实在是五十步之笑百步。看看诸夏的礼义是怎样的！为什么残杀一个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战争中残杀成千成万的人却被奖赏，甚至受歌颂？为什么攘夺别人的珠玉以至鸡犬的叫作盗贼，而攘夺别人的城邑国家的却叫作元勋？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民应当缩食节衣，甚至死于饥寒，以供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乐？为什么一个人群统治权应当交给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孙怎样愚蠢凶残？为什么一个贵人死了要把几十上百的活人杀了陪葬？为什么一条死尸的打发要弄到贵室匮乏、庶人倾家？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作守丧？总之一切道德礼恪、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说也奇怪，这个人人切身的问题，自从我国有了文字记录以来，经过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长夜，到了墨子才把它鲜明地、斩截地、强聒不舍地提出，墨子死后不久，这问题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长夜中，到最近才再被掘起！

战国后期，齐、秦强于其余诸侯国，并称为东西二帝（帝原为天上最尊贵的神，被拿下来用，而将天神称为皇），所以后来嬴政创造了“皇帝”这一称号，将地上最尊贵的“帝”和天上最尊贵的“皇”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