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获得解读的自由，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读者的被动性，以作者的身份与作品进行对话，才能打开自身心理的封闭性和文学文本的封闭性。
朱光潜先生说：“读诗就是再做诗。”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有了作为作者的想象，才有可能突破封闭在文本深层的历史积淀和唯一性的生成奥秘。
正是因为站在文学创作论的立场上，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才这样说：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
原始素材中被淘汰了的东西、作品中按悲喜剧逻辑的交融衍生出来的艺术形象，都是隐性的，超越读者身份，从创作论的原则出发，以作者的身份与作品对话，才有可能显示。这就要求解读者把作品还原到创作过程中去。
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作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对立是在封闭和开放的反复搏斗中不断转化的。理想的作者，是以理想的读者的眼光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的，而理想的读者则是把自己当作作者，设想其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以作者的身份与文本对话，凭借文献资源还原出创作过程，揭示出应该那样和不应该那样的矛盾，以便具体分析，这当然很理想，但实际上，这样的资源十分有限。矛盾是潜在的，因而，任何称得上经典文本的作品，都隐含着内在矛盾，问题在于把它还原出来，进入具体分析的操作层次。
一 微观分析之一：隐性矛盾直接分析
有些矛盾直接存在于作品的词句之中。只要不以主观的先入之见去同化它，矛盾总是可以揭示的。如《再别康桥》的一些解读文章，在徐志摩时代，交通状况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离别的母题已经基本上不再与愁苦必然相连。这种“离愁别绪”论，完全是主观意念对作品的硬套。说是来告别，实际上是来“寻梦”的。梦是不可寻的，实际上就是重温旧梦，享受往日美好的记忆。““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就是大声歌唱。接下来，又一个层次的矛盾出现了。“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声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是理解这首诗的最为关键的矛盾，也是全诗意脉的高潮：既是美好的、值得大声歌唱的，但是又不能唱：“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是离别的笙箫”。
分析之难，难在没有切入口，不得其门而入。不管是意象、意脉还是意境，都以客观的事物和人物的形象出现，莫不是主观情感特征与客观对象特征猝然遇合于规范形式之中。其实，原生的生活到了形象中，已经是如吴乔所说“形质俱变”。差异和矛盾就隐藏在形象的统一之中。直接从形象分析矛盾难度相当大，但是，除了直接分析以外，还有一些揭示潜在矛盾的办法，首先，就是还原。
二 微观分析之二：艺术感知的还原
作品的现成状态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是客观生活被作者的情感同化的结果。只有把形象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说矛盾才能显现出来，分析才有对象。
进入分析程序，就要把矛盾的潜在方面揭示出来，就需要摆脱被动的接受，改为主动的在想象中还原，也就是把未经情感冲击同化的原生状态想象出来。 因为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种召唤结构，因而日常原生经验的唤醒并不是太困难的。但是，把潜意识层次的自动化触动化为意识的语言，则是需要主体的审美自觉的优势的。
有了自觉的还原意识，能发现潜在的矛盾和差异，就有了可操作的途径。
三 微观分析之三：情感逻辑的还原——“无理而妙”
以上所说，还只限于艺术感知层面，而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更为深层的还原是在情感逻辑层面。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不同于科学的理性逻辑，只有通过“还原”，矛盾才能显现，从而进入具体分析程序。
其实，所谓“无理之理”，正是情之所在。
四，微观分析之四，古典的情景交融和现代的情理交融。
无理而妙主要是抒情的，但这并不是永恒的，因为艺术形式规范是开放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等到中国新诗古典美学原则式微，受到现代派诗歌的美学原则冲击的时候，无理的形态就不完全限于抒情，而且也是表现理性的。无理的表层隐含着的就不是感情的痴，而是更高层次的理性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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