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17）
这件事发生在十天之前。现在的我坐在电脑跟前，面对满眼信息爆炸资讯碎片，仍然时不时想起它，实在难得。于是决定写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颇不寻常的一个下午。之前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俄亥俄州上空的天板着脸，一副铁灰的面孔，即便是奥巴马连任总统的消息也不能给它带来半点振奋。但是那天下下午太阳突然不知从世界上哪个昏暗的角落里蹦出来，把金黄滚烫的阳光不均匀地洒了一地，摇摇晃晃好像学校星期六晚上宿舍走廊里的醉汉。我从教学楼里出来，和这灼人眼目的亮光和万里无云的开阔撞个满怀，顿时想起小时候我妈叫我起床上幼儿园时突然掀开窗帘，我高声尖叫“刺眼睛！”的情景。我的五官簇拥在一团，好比天安门跟前的花坛。
有一个身穿深红色毛衣，端着照相机的人正朝我迎面而来。他用英语对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眼睛完全适应了久违的阳光，我看到一个亚洲面孔站在我跟前。他看上去四十岁上下，右脸颊靠近耳朵的地方有两粒瘊子，一高一矮，正生长在似乎是对瘊子来说最恰当的位置。他的两个鼻孔里有稀疏均匀的鼻毛小心翼翼地探出来，并随着它们主人的呼吸轻微快速地颤动。我用英语跟他打声招呼。
“啊哟菜泥丝奥鸡拌泥丝？”他问我。虽然他的询问乍一听上去有些冲，让我感到困惑，但他还是保持了很好的礼貌，他的鼻毛伴随着他的微笑以很小的幅度上下移动。一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他是在问我的国籍，而且信心十足地排除了我是韩国人的可能性。
我是中国人，我用英语告诉他。他愣了半秒，眉毛和嘴唇的细微动作让他看上去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表情变得温顺柔和了，但这也只持续了差不多半秒。他的脸和上面的五官被一种新情绪控制，刚才的柔和温顺不见了。现在想来，这个迅速转变的过程也许可以叫做“认得尔是我同胞”。
“你是哪的人啊？”他又发问了。
“哦，我是西安人。您……”
“你在这几年了？你感觉这个学校怎么样？”他绵软的南方口音里藏着的刀子把我的话切断了。
“我今年大四，快毕业了。这个学校各方面都挺好的，我很喜欢。那您是……”
“学费有多少？一年。”
“啊，哦，差不多五万左右吧。请问……”
“有没有奖学金？”
“有，还行。”
“有多少？”他问题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小。
“啊？还可以吧。大概是……哎呀，我的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吧。”我变得局促不安。
“百分之六十，那就是三万多一点。那你交的钱就和落寇学生（local, 这儿他想说本土美国学生）差不多。”他的回答让我陷入更深的困惑，以至于我忘了对我最憎恶的中英夹杂句感到不快。
“恩，是这样。那么你要……”
“你学什么的？”
“我是学戏剧的。”
他脸上的生硬和钝滞消失了，一种杂着嘲讽的担忧取而代之：“学这个工作可不好找呀。”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万里之外我爸妈对我前景担心之情的化身，不远迢迢来给我一些关于人生方向的逆耳忠言。
尴尬的沉默在我耳边一声声炸响，我恨不得立马转身离去，但又似乎好奇面前的这家伙还会扔过来什么样的问题。
很遗憾，他没有。“好吧”，他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又重复了一遍“学这个工作可不好找呀”。他背对着我，明亮的太阳光出卖了他白色衬衣领圈上的淡黄色汗渍和他深红色毛衣肩部零碎散落的皮屑。
我呆立在原地，怀着惊叹看这个我临了也不知道姓名的人渐渐离开，我脑子嗡嗡响着，脑壳里里盘旋震荡着一句话：“人和人的差别远比人和猪的差别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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