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7日，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挂号信，信中装有保定市同意我困退回城入户的手续。我原以为办困退手续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家里这么快就给我办成了。
信中说，是母亲她们厂的曹阿姨帮了大忙。曹阿姨认识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她多次出面催促，才使事情办得这样迅速。我以前也曾听母亲念叨过这位曹阿姨，但未曾谋面。回去以后一定要当面致谢了。
拿到了困退手续，我立即去找对象小津。
我知道，她支持我办回保定，更多地是在为我考虑，她不希望我因为她而失去返城的机会。可我俩既然搞了对象，已彼此接纳，就不能只顾自己了。我坚信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绝对不会地位一变心就变。可我也知道，她肯定会觉得孤独和无助，心里不踏实。为此我决定先和她登记结婚，让她消除顾虑。
我去找她的时候是上班时间，她正在照看孩子。
我把她叫出来，跟她说了这些情况。她让我先去办理迁出兵团的手续，说登记的事下来再说，她还要考虑考虑。由于她在上班，我们没有多谈。
离开幼儿园，我就直接去找连干部，申请办理困退。印象中在办好了原籍同意接收落户的手续（现在叫户口准迁证，当时是否也这么叫已记不清了）后，还要经过兵团有关部门的审批，才能办理户口迁移证、粮食关系转移证之类的手续。连干部答应马上帮我办理。
以前办理此类审批，好像都需要一段儿时间，虽没有被卡住的，但人们感觉也算是一“关”。有人为了顺利过“关”，还托关系走后门。而兵团解散的消息传出之后，此类审批基本成了走形式，都能很快就批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又去找小津，继续和她商量结婚登记的事。她说要和家里商量一下。我说来不及了，家里回信最快也得十几天，我不可能等那么长时间。最后她同意了我的意见。
9月29日上午，我到幼儿园去找小津，让她和我一起去生建部（当时生建部是我们连的主管部门）登记。她有些不好意思，说什么也不跟我去，我只好一个人去。
印象中姜干事主管此事。他问了问我们的情况，就给我填写了两份结婚证，并盖上了后勤部的印章。
拿到结婚证，我看着有点儿奇怪，怎么不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而是吉林省的呢？难道自治区没有结婚证还要借用吉林的吗？不得而知。
那时候，人们一般都以结婚典礼作为结婚的标志，登记不过是一个需要履行的法律程序，所以，我拿到了结婚证之后并没有我俩就是夫妻的感觉，而仅仅把它看作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事后，我将其中一份给了小津，自己保留了另一份。
进入10月，我的手续还没有批下来，我领了10月份工资，那时的工资是三十二块五。
国庆节后两三天，上级才批下来我的困退申请。之后，我很快就办好了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粮食关系”是个什么东西，那可是个生命攸关的要紧玩意儿，没它回城以后粮店绝对不卖给你粮食。
另外，我还开了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印象中1975年那年，在我办理回城手续之前，已有不少保定知青回了城，能记起来的就有大葛、大周、小姚、立冬、大范、大山、大波、大青、费大个、小玉、和平、大友。
在我办理返城手续的时候，太原知青小郭也在办回城手续，她办的是病退。
兵团本没有在太原招兵，她是通过关系来兵团的。听说她已有了很好的工作，可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放弃工作来了兵团。
她从家里带了不少有关国际共运的书，我就从她手里借过《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一本介绍国际共运领袖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
她干活特别冲，总是脏活儿累活儿干在前，结果累得患上腰痛病，再也干不了重活儿，全然没有了刚来时的风采。
看到我要走，我的好友大成很感伤。那时保定知青已走了三分之二，可天津知青还看不到一丝希望。由于前程渺茫，他情绪低落。他说以后探家时会去保定看我。
其实，不光他这样，面对兵团解散，几乎所有走不了的知青情绪都不好，基本上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在这种凄惶的氛围中，我开始收拾行李。此时，人们对战友返城已经麻木，那种跟着返城战友一起兴奋的情绪已荡然无存，所以我收拾东西时基本没有什么人特别关注。
刚买的那两张纤维板，我觉得以后打结婚家具用得着，就准备带走。可张儿太大了，2.4米×1.2米，难以包装托运，我就将其一锯四开，摞在一起打了包。来时带的那个箱子由于是包装箱改造的，板子很薄，已经开裂，直接搬运可能会散架，我就在箱子外面裹了几块破木板，用铅丝绑紧。大谢帮我打的箱子很结实，则绑了些绳子，作为保护层。我一直将自己打得那个箱子架视为杰作，当然舍不得扔掉，也用破木板裹上绑扎起来。两个箱子和箱子架里面装的是被褥、衣物以及学习用品和日用品。由于没有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很快就把行李收拾好了。
收拾好行李，我本应到各班走一走，与所有战友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而只是与几位特别亲近的战友打了招呼。
我想蔫不唧离开的原因，主要是不想刺激那些惶惶不安的战友们。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离开，可北京、天津等城市还绝情地紧闭着大门，这些城市的知青正处于近乎绝望的状态，他们不会有心情来分享我的快乐，所以我决定不去给他们添堵。
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个地方，马上就要离开了，我有些不舍，为此，我特意又围着师部转了一圈。机关的三大部，快要竣工的礼堂，砖厂高耸的烟囱，横穿师部的石子路，路两边的商业区，一切一切，我曾参与建设的工程，都要告别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来看它们，所以想把它们都牢牢记在脑子里。
10月5日早上5点多，我乘班车前往大石寨。
班车启动时，我清晰地看到送行的小津脸上挂着泪水。我鼻子发酸，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把她一个人抛在了这里，让她独自面对兵团交接的纷乱现实，实在是太残忍了。
我摇动手臂，机械地回应着她的挥手，直到她在车窗消失。
当晚我到达大石寨。次日先办理了行李托运，之后乘火车返回保定。
在北京中转时，我步行去了王府井，是想买条好一点儿的裤子。兵团发的裤子都已穿破，家里给做的那条铁灰色的裤子也已补丁摞补丁，穿着破裤子回家实在有点儿寒酸。
选条什么样的呢？既然回了城，就买时尚点儿的吧。可我并不知道城市正在流行什么，看街上有人穿浅色调的衣服，感觉比通行的黑蓝绿要好，就决定买条浅色的。
转了几个商场，最终看上一条豆青色的裤子。那布料又平又垂，手感特好。一问售货员才知道叫弹力呢，是新兴的高档布料。再问价钱，真贵，二十几块。
离开兵团还没有庆祝，买条好裤子算是自己给自己庆祝吧。
买完我就穿上了，还美滋滋地去照镜子。可镜子里的我，裤子挺时髦，脸却黑不溜秋，头发也乱糟糟的，整个还是一个土老冒。
终于回家了，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很高兴。
这次回家不是探家，要在家里长住了。可家里的房子实在紧张，父母住一间10平方米的西屋，两个妹妹住一间6平方米小西屋，两个弟弟住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东屋，都是满满的，没我的地方。
以前我探家时，都是让大弟弟去邻居家住，给我腾地方。如今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只能委曲他继续打游击。他暂时住到了好友秋儿家。父母可能怕我和小弟弟挤在一个床铺上不习惯，又让小弟弟到他们屋子去住。这样我倒独占了一间屋，成了家里住得最宽敞的人。
住下后，我去南货场取回了我的行李。那个经过加固的箱子最终还是散了架，里边的东西都已掉出来。好在货场的工人没有给我扔掉，都堆在了箱子里。拉回家清点，似乎只少了些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到家后，我又催促父母帮我办理小津迁到保定的手续。
我虽离开了兵团，可还惦记那里的情况，小津怎么样？兵团交地方了没有？我除了不断地给她写信询问外，还经常向后来回保的战友和探家的战友打听情况。
我听说，小芳也于10月上旬离开了兵团。小芳是南堡知青，是小津在幼儿园的同事，就与小津同住一个宿舍。我猜想着，小津肯定会感伤，所以恨不能立即就给她办好手续。
后来又听说，大青在11月份的时候将他的对象小娟办到了保定。小娟是内蒙知青，大青能把她办到保定，说明这条路能走通，这让我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压力。
听说，在我走后不久离开兵团的还有保定知青大铁和大尹，唐山知青小秦、瑞芹，南堡知青大彬等。
听说，在10月12日，六师召开了撤销兵团成立国营农牧场交接会议。
交接之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撤销建制，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场管理局乌拉盖分局成立。分局由自治区和锡盟双重领导，以自治区领导为主。
听说原来六师后勤部的副部长阿迪亚当了分局的副局长。阿迪亚是蒙族人，原来就是地方干部。他的夫人苏荣尕就是小津的直接领导。苏荣尕也是地方干部，是六师幼儿园的园长，听小津说，苏荣尕对她非常好，她有些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苏荣尕讲。
改制后，51团改为哈拉盖图国营农牧场。52团改为乌拉盖国营农牧场。53团改为贺斯格乌拉国营牧场。54团改为满都宝力格国营牧场。57团改为霍林河国营煤电厂。57团拖修厂改为乌拉盖分局直属农牧业机械修配厂。六师医院改为乌拉盖地区医院。六师机砖厂改为乌拉盖分局砖瓦厂。六师规划队改为乌拉盖分局机井队。六师被服厂改为乌拉盖分局综合厂。六师粮站改为乌拉盖分局东风粮站。六师第一招待所改为乌拉盖分局干部招待所。55团（宝格达山林场）和乌拉盖、呼热图两个公社划归东乌旗管辖。
我们战勤连则改成了乌拉盖分局基建连。郑连长是现役军人，要转业，陈副连长又被阿迪亚调到基建科，连长空缺，管理局就将大需从基建科调回连里，让他担任了连长，排长长兵则担任了副连长。
12月初，交接完毕，六师终止对外办公，乌拉盖分局正式运行。
内蒙兵团从此成为历史。作为兵团中坚的现役军人绝大多数都调离乌拉盖，听说只有十几人转业留了下来。
留下的知青则开始了漫长的返城历程，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基本走完。
至今还没有走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连留在乌拉盖的仅有万才、世忠、福林、向前、大姜、大增。（大姜已于2014年2月去世）
因工棚倒塌而牺牲的烈士郭瑞先，因捡鸭蛋而被淹死的王祥，则永远地留在了草原，替离去的战友们守候着那片热土。
（除兵团画册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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