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
年三十，我和她们聊了聊
丁酉年的最后一天，陈齐美要回家了。
前一天晚上，武警进来为金属栅栏披挂上闪闪发亮的塑料拉花。在监房门口两只红灯笼的映照下，陈齐美的脸显出与众不同的红润。
“警官好，谢谢你平时对我的照顾。”
陈齐美不是我组里的犯人，即便再腆着脸，我也称不上对她有何照顾。监区里二百来号人来了又走，唯有刑释的日期，给她的离开增添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
陈齐美看着铁栅门里面其他二百四十三人领今天的早饭——小豆稀饭和肉包，比往常略丰盛。
负责释放的狱警上来，让她脱掉号服搜身。她把号服丢在消防栓旁边，露出粉红色的棉毛衫，这是家人昨天送进来的，此时还有一件大红色外套在门卫。她看了看地上灰蓝色的号服，似乎受了对比色的刺激，表情微弱地波动起来。
她开始咳嗽，蹲在地上搜身的狱警厌恶地抬头。她憋不住，咳嗽变成喉咙里嘶哑的吞吐。她已经病了半个月，似乎从今年入冬以来，她就没有好过。
狱警说是今年的流感格外凶险的缘故，但是里面的人不这么看。快走的人都这样，哪怕从前强壮得可以单手拖动压力车的搬运工王琪，走之前也是大病小病地跑医务室。
有人说这是要回家了，人的精神一松，身体也松下来了。陈齐美隐约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原因。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即使在外面，她这个年纪的女人，精神、身体也在加速垮下去。
她在怕，她觉得自己的肉体有一种求死的倾向。
楼道底下飘来烟味，呛人，陈齐美猜，应该芙蓉王。女犯当中烟瘾大的极多，尤其是涉毒犯，一年到头就盼着这三天，狱警拍拍口袋里的方盒子。
陈齐美用左手摁发抖的右手，她就是因为卖烟进来的。烟是真烟，她回收，再卖出去。她想不到没有经营执照是那么大的事，最多罚点款，她当时以为。判的时候，按照的是烟的商品价判的，定了情节严重，坐了六年牢。
她做的也是春节生意，记得过完年以后，坐在小店里看电视，拿着塑料袋的人们懒懒地走过来，掏出过年收到的烟，再懒懒地走回去。只是那时爆竹噼里啪啦的硝烟味，已经很久没闻到了。
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假装睡着。连得知假释那天她都没有这样失眠。那时候她还有两三万的罚金没有缴清，没缴清就不能假释。
儿子儿媳在苏州打工，她一想起儿子就难过得心上长满皱纹。儿子工资还好，可是攒不下钱。她算过了，自己假释也就早出去两三个月，她一个老太婆的两三个月，值不了两三万。
在更深处，她害怕。在这里，刑期越长的人越平静，关于出去后如何面对家人和社会这样棘手的问题，她们可以先付诸脑后，浑浑噩噩到即将刑满那天才惊觉，没有答案如何应对外面的世界。
陈齐美放弃假释的几天后，狱警告诉她，儿子四处借钱，还了她的罚金。
陈齐美在机位上痛哭，不是因为可以早点回家，而是儿子剥夺了她自我折磨以偿还亏欠的机会。
“走吧！”
狱警一拍她的背，陈齐美没有回头看号房，她在这里度过了五个春节，已经厌烦了那一套。
路过车间，她看见车间门口，昨天和同改一起挂的灯笼掉在地上。此时她不再说话，加快了脚步，感受到了一种不属于这里的解脱。
大年三十到初二，犯人不出工，待在监房里，等着过年活动。
对讲机里呼，十六监区，你们车间的灯笼掉了。
我带着汤晓倩去车间检查。
“警官，你口袋里鼓鼓的是什么呀？”她笑嘻嘻。
我把牛轧糖和猪肉脯掏出来。
女犯爱吃。过年期间，巧克力、辣条、瓜子、话梅、蛋糕、鸡排、肉丸、寿司，狱警一袋一袋往里面运，至于各人能吃到多少，是展现女犯内部权力结构和讨喜程度的窗口。
对于某几个监区长用得上、喜欢用的特岗犯，新来的小狱警更是无法以个人的好恶对待。
汤晓倩是五组的组长，九五年出生，骂起人来脏话传到最靠窗的一组，挟制得住组里一干老毒贩。
昨天下午监区发了装饰用的气球和红布，我们穿过车间，黑暗里，缝纫机如同一尊尊红盖头蒙住的墓碑。
汤晓倩在前面走着，步伐轻松而自在，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神气，仿佛她不应该属于其他任何地方。
“你很年轻啊。”我说。
“不年轻啦，我都二十三了。”她仿佛是对自己活到二十三很抱歉，但又很显得快活。“我十五岁进看守所，在看守所蹲了三年，满十八岁的第三天，他们就把我送来这，你说他们是不是故意，肯定是故意的！”
塑料拉花在枯枝上猎猎作响，给人一晚就褪色的错觉，而这个贩毒和组织卖淫的女犯身材娇小，甚至不用低头避过胡乱伸长的树枝，仿佛她的生长就定格在十五岁。
挂完了灯笼，汤晓倩让我等一下，跑到机位后面掏出一副鞋垫。“打扫卫生的阿姨给我做的。”
我心里一动，问她春节家里人是否来会见过。她迅速地否定了，她家人已经将近两年没有来过了。
她又露出无所谓的笑容，说也没什么感觉，她都在这过了好几个春节，过节只想多睡会。
“家太远，他们来回要花六千多块，六千多，不如给自己买点东西。”汤晓倩捏了捏鞋垫，仿佛在检查它是否结实。“我在这挺好，出去一天不赚钱就没饭吃，这里吃穿不靠，比看守所好，看守所一个炒菜二十块，还贼他妈难吃。”
“警官，你看起来就挺年轻的，有些人就是比别人看着年轻。”汤晓倩说。
我无法应对她这句不知是恭维还是睥睨的话。
犯人愿意宾服于国家机器的强权，并不代表她们看不穿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新警警服下面的空虚。
我们往回走，看到号房楼下沉醉于喷云吐雾的灰蓝色身影。“你不抽烟？”“不抽，但是她们都不信，有人问我爸，你女儿贩毒的，还不抽烟？”
拉开号房的门，汤晓倩愉快地融进了灰蓝色的海洋里。
我碰到负责清洁的特岗犯，提起她给汤晓倩做的鞋垫。
“我打扫卫生经过她的机位，她突然问我，阿姨，你家里人来看你了不？我想丫头是想家了，要不，她不会这么问。”
路春华那首关于春天的诗朗诵应该是监区联欢晚会上最尴尬的节目。
犯人们宁愿把宝贵的时间用在睡觉和打牌上，如果非得搞联欢，带点颜色的小品和女扮男装跳社会摇更受欢迎。
尽管朗诵在同改中并不卖座，路春华的文学才能还是在她的改造生涯中为她争取了一些空间。
比如，在监区需要模范犯人出面痛陈心路历程的场合，她就有了替人捉刀代笔的机会，“有用”的人在管教面前总是讨喜一些。加上家属在外面的“活动”，她成为了一名夜岗。
夜岗的好处在于不需要生产，坏处在于黑白颠倒，晚上通宵在监房大厅盯着视频，容易内分泌失调。
对于路春华，夜岗免去了她和大部分服刑人员打交道的义务，尤其是那类粗鲁的毒贩。她五十岁，从头学习和她们打交道，已经太难了。她们也讨厌她，明确，清晰地讨厌。
里面的生活既嘈杂又孤独，可排遣的方式极少。心情不好的女犯，会爬上床，不说话，只坐着，别人看出来，也不同她讲什么。
用陆春华的话说，里面的人，一颗心只能搁在那小床上。
在外面，路春华对写作的执着并没有那么强烈。进来以后，语言的城堡成为她的抵御——尽管内容面临着狱警的审查，语言也被规训过。
写作像用笔一点点掘开塌方的洞口，看到一丝新鲜阳光，凑上去贪婪呼吸。
联欢会结束了，收封后的监房陷入了一种阴郁的浓绿，路春华坐在小塑料椅上，我走过去，看她的稿子。“写挺好的。”
我问路春华，她最得意的内容是什么？她告诉我，是征文代表监区得奖的时候。我说，噢，你的写作也是希望被认可的。她说，人当然需要被认可，警官你难道不希望被认可吗。
她灼灼地看着我，又悠悠地叹气，说，“坐牢也是有好处的，那句话怎么说？”
“文章憎命达”，我说，“但那也太不值了，只好自我安慰。”
她笑了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夜安静着，山外的鞭炮声传不到此处，另外两个夜岗犯在走廊的另一侧坐着，像两团凝重的黑影。
“我刚工作的时候，”她的声音突然穿破寂静，“没想到三十年后还有这一遭，人生真的很难说。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她们把回号房叫‘回家’，特别惊讶。”
我不知道她是否在隐射什么，路春华，一个留美归来的老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狱。或许在外面，由于年龄和阅历，这是一次不平等的交流。在这里，我们的交流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再度显得平等。
同事在铁门外喊我，“你在干嘛？可以出来睡觉了！”
我正欲转身。
“警官，谢谢你。”路春华平淡地说。
我突然意识到，她看出了我对那股突然涌上的自我怜悯的羞愧。可能我早就泄露出一个不成功的狱警的马脚。或许格格不入者更能辨别一张格格不入的脸。
零点钟声响起来的时候，女监已经睡了。它像是一只巨大的陀螺，在时间的抽打下飞速旋转着，迎接又一个轮回。如果你仔细听，还能听到那些无法入睡者的喘息，它们与黑暗对峙，等待新一年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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