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四川眉山人，生于1037年。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苏轼与章惇中举的时候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的性子很狂也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苏轼和章惇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连谋反这样的玩笑都开，足见两人的关系紧密。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不过乌台诗案时候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政治上吃过的亏越多，仗义执言的朋友一去不再，两人交恶渐渐形同路人。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王党得势，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而是站队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章惇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曾经的挚友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苏轼心中的苦楚和悲戚，大概没人能理解得了一二。
到宋徽宗上位后，王党下台，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了相当的气量，他让路过的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真的是相当的大度。
只是苏轼和章惇再也没有再相逢，托子传递的信可能也成了遗言。章惇被贬雷州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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