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花齐放，史学，诗学，佛学都盛行一时，然而不外乎，有文人便有灾祸，思想如潮水，在统治者眼中，这比杀人放火更不能叫人容忍。
一、修史
一部客观公正的史书形成，过程十分艰难。历来君王都想名流千古，而若是记录了不好的一面，就变成了污点，一颗老鼠屎。这好比如今的记过，存入档案。所以他们多用权力掩盖，甚至销毁，而正直的史官就不免遭遇横祸。
君王中比如苻坚，他即位以来礼贤下士，行政宽仁，但是却有一处无法抹去的污点，是他的身世。他的生母年轻守寡，与将军有染，他的血缘一直是个谜，他生怕记录在案，于是便擅自翻阅，果然发现被史官记录，他气得将全部原始资料烧毁。
北朝有一起著名史祸惨案，崔浩的《国书》。他受命续编《国书》，编成后立了碑，众人皆可看，然而却被朝廷士大夫污蔑记录里“暴扬国恶”，最终被处死，然而其中大多数内容不过是沿袭了前人记录。
另有心术不正的编者，见人下菜碟，如果对自身有礼，或是自家人，便多写好的，回避恶行，比如北齐时的魏收，他50岁开始编《魏书》，近20年，与千百士大夫作对，北齐灭亡，他的坟被后人掘毁，尸骨抛弃荒野。
二、诗祸
诗祸中，多为文人轻薄。当年写《陈情表》的李密，怨晋武帝用人不公，以“官无中人，不如归田”的诗句埋怨发泄，晋武帝大怒罢其官，从此结束官路，后死于家中。
三、排佛之祸
佛教，在南北朝十分盛行，却各有不同，南朝重教义，北朝重形式。皇帝为佛学，甘心出家。如梁武帝，四次舍身于寺庙，后朝官巨额将其赎回。而大兴寺庙则更是离谱，投入百斤黄金，追求多级高塔，千层僧尼，千余所寺院。
排佛之祸，值得一提的是范缜，他曾为此写下《神灭论》来论述佛可灭，即便如此晓之以理，仍不能驱动人心，反遭士大夫空前的思想围剿，最终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人尚且难做，而做一个有底线有想法的文人更是难于上青天。文人多想法，是为忠为恶，都在考验着他们，尚且不如白丁。也许没有思想，便没有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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