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给在鲁北农村的舅舅拜年。下午，舅舅与同村一老大爷娱乐（打牌）。期间，老大爷谈及其老伴年前看病经历，对医院破口大骂： “检查个骨质增生就用掉几百块，医生没有一个不是黑心烂肝的狗东西。”
晚餐期间，我们聊到他正在读高三的孙子，谈及高考，老大爷斩钉截铁地说：“我让他考医学院当医生，只要当上医生，工资一分不要都行，单拿红包和提成就几辈子吃不完……”
国人这种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是非善变的思维方式的无处不在：
1. 一方面对贪官恨之入骨，一方面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要做官；
2. 一方面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一方面又削减脑袋地想到那里求职就业，拿不合理的高工资；
3.一方面对办事情要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一方面一旦自己要办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
4.一方面对特牌车愤愤不平，一方面有机会坐在里面风光一把的时候，又觉得无比的痛快和神气；
……
我们觉得愤怒，不是因为感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自己感觉处于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更让人遗憾的是，过人骨子里甚至喜欢、迷恋、崇拜这种不公平。
东方哲学形成了“中庸之道”，既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简直是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而且搅动了几千年，且越搅越浑浊、越来越分不清辨不明。这种思维模式在客观上害苦了自己！也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分分合合，低水平重复历史的根本原因。
我们被自己自相矛盾、是非善变的思维模式害苦了
历史上，我们的每一次农民起义，不是为了推翻压迫自己的制度，而是为了能成为这种制度的主宰，成为新的压迫者。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跌倒、不断杀戮，为什么国人这种思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而从未引起广泛反省呢？
从东方哲学起源上思考，我惊奇的发现，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哲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两位圣人除了用神奇的汉字创造出一堆激情洋溢、朗朗上口的名言，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喋喋不休地告诫老百姓，你可以质疑人，但绝对不能质疑制度。统治者们发现了这其中的精髓，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使之成为万世不易的治国利器。
五四运动萌芽般地意识到了国人思维里的这种腐败基因，但也仍然是模糊的。我们教育为了“普及法治”，长篇累牍地向我们灌输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对公民监督遵纪守法的权利却言语不详，更绝口不提当管理者违法时被管理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对其行为进行纠正。
说白了，这种教育教给我们的不是守法，而是顺从。要么你顺从别人，要么你让别人顺从！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行进在依法治国的路上。这就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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