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都是最温馨的时光。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人来疯的孩子,全家最小,长辈宠溺。每逢此时,伯伯伯母哥哥姐姐们都回来了。他们都好巨大,我得仰着头跟他们说话。人一多,我就跟钻入丛林一样,在大人们的腿间穿梭,在饭桌底下爬行。那时候的过年,热闹极了。
全家将近20口人,分工明确。买菜做饭、谁主勺谁打下手,谁陪老人打麻将,已经形成了默契。年三十儿那一天,每个人都忙忙碌碌,走来走去。有时候,牌桌上的父亲边洗牌,边扭头对着母亲说:”孩儿他妈你顶一下我去厨房帮个忙。” 是啊,甭管厨房有多忙碌,牌桌永远是不能空缺的。爷爷每逢牌局最后关键时刻总是神色严肃,十分好笑,捏着一张牌不知道是否该打出。然后经常被人发现“ 哎!大相公了啊!” 全家人哄堂大笑。
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更加快乐的节日。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再加上那时的西安总是会飘起鹅毛般的大雪,更加具有“年味儿”了。全家最小的我总是被哥哥姐姐们牵着手出门,在庭院和马路上放着响炮。一个个脸冻的红通通,搓着手哈着气,呼出的气立刻变成一团团白雾。那时候,我们还会在一个老式的、巨大的录音机跟前一字排开,嗲声嗲气的开始新年录音。不知道现在录音带还在不在……
那时候我们会叠纸飞机,盒子枪,滚铁环,甚至于传达室屋檐下的冰溜子,都是可以吃的!我们围着家里的蜂窝煤炉子蹲下,然后烤粉丝粉带,吃起来觉得美味极了。我们还烤弹珠,就是男孩子没事儿蹲地上拿大拇指击打的弹珠,只听得炉子里一声爆裂,弹珠的内部炸裂出漂亮的花纹。
那个时候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20年后的春节会如此的无聊难熬,20年后的我们,不再围着一个蜂窝煤炉子傻乐,而是衣装笔挺的围坐在一个容纳18个人的巨大圆桌的周围,每个人都离的好远,每个人的面前放着精致的餐具和酒杯,心里盘算着的是该如何回答长辈们抛出的一个个问题。
再把记忆拽回时光隧道的深处吧:等到了晚上,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里流水般的出来。拔丝红薯和甜饭永远是我的最爱。等盘子摆满整个桌子的时候,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那时候的演员,是站在观众席里表演相声的。舞台很小,喇叭裤、蛤蟆镜是最时髦的打扮。人们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看着春晚。吃完后碗是固定由大妈妈来洗的。人们磕着瓜子儿,点评着春晚主持人和演员的服装。那个夜晚,全中国最快乐的时刻是由陈佩斯和朱时茂带来的。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幽默的对白,让每个人都捧腹大笑。很快,除夕之夜的12点到了。
顿时,整个世界被甩入一片沸腾中。霹雳啪啦的声音震耳欲聋,其中夹杂着窜天猴儿拔地而起的嗖嗖的声音。欢乐走向高潮,难忘今宵的曲子准时响起。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舍不得就此睡去的。很多人都有通宵除夕夜的习惯。我会守在电视机旁,看陈佩斯演的陈小二,玩儿着红白机的俄罗斯方块,直到凌晨三四点,才恋恋不舍的沉沉睡去。
然后,一晃二十多年。
哪怕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兄弟姐妹在饭桌上会不厌其烦,永无休止、永远像是第一次一样谈起儿时过年的一桩桩趣事,哈哈大笑。似乎过年的唯一一丝趣味,是退守在对往昔的怀旧中了。
可是,人总是要往前的。我不愿意将这难得的记忆反复咀嚼,成为聊以自娱的最后材料。写完这样一篇怀旧的,带着些老棉花味道的文章后,是时候闭嘴了。记得我们要为了明天而活,而不是拽着昨天的裤腿儿不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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