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01

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个年头了，人们说：任何感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冲淡。爱情，亲情，经不起时间长河的洗涤，而变得模糊不清。

想想也是，就说我的父亲，离开我二十年了，脑子里虽有父亲的大概印象，但许多平日里和父亲生活的鲜活细节，都随着岁月尘土的掩埋而悄悄地覆盖了。

只有父亲的谦让，甚至可以说谦卑的形象，依然在时光的隧道中旋转。

说到父亲对别人的尊重，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三十年前，一段印象深刻的马路碰面来。

因为父亲从不直呼人名，老年人的名字后面定要加一个公字或叔字，同年老庚便叫一声哥或弟，对小辈人也加一个老字在前面，以示尊称。

理解父亲的，会说父亲太客气。不理解父亲的，认为父亲是有意把他叫老了，不买父亲的账。有一天，就碰到这样一位年轻人。

那天我骑自行车，带父亲从30里远的南岭电站做梭子木的工厂，回冬茅坑家中。

来到怀山茎吴积生以前的养猪场，如今成为废弃石场旁边的公路上。80年代，公路还没有硬化，走的是泥巴公路，刚好在这里，父亲碰上一位曾经一起到大沽乡读书坑村子造林的工友。

当时父亲有58岁了，那个工友不过30岁上下。看到曾经在一起干活的工友在这里意外相遇，父亲特别的高兴，热情的和他打招呼。

那小工友姓张，父亲叫他一句老张，你到做啥子哩？很高兴在这里碰上你！

我那个时候20多岁吧，那个小工友也骑着一辆自行车，扫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看我，没有应答父亲。

骑车超过我们一两米远后，嘴里才不高兴的啐了一口：切，我和你儿子相差不大，你叫我老张。

当然，父亲根本没有想要叫老他的意思，纯粹出于对对方的礼貌和尊称。

父亲也听到那个小工友对自己称呼的不满，张了张嘴，一脸尴尬。

这个时候，原本我是应该安抚父亲的，说小工友不识抬举，让父亲有一个台阶下，不至于那样尴尬的。

可我那时年轻气盛，根本没有站在父亲的位置，来安慰父亲。

而且还埋怨父亲的迂腐，也指责父亲礼貌过了头。

父亲听到我的数落，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头低垂了下来，坐在单车的后座上，再也没有吭声。

02

其实父亲早年参过军，很早就入了党，在基层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8年，大跃进，父亲正在上淮村，任村支部书记。当时全乡十三个行政村，104个村小组，只有父亲上淮村还没有达到亩产超万斤的捷报。

亩产超万斤的方法是，把其他田里的稻子搬到同一亩田。有的村还打出了横幅标语：写着一年种出四年稻，今后生活实在好，拍大腿，唱小调，共产主义要来到！

各村书记争相效仿，深以为然。

而父亲，却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即将要收获的稻子连蔸拔起，重新移栽，成熟的稻杆因为缺少再生能力，就会慢慢枯萎。

绝不可能重新生根发芽，吸收田里的营养水分，移栽后的稻谷会出现假黄现像，就是说表面上成色很好，实则谷中无饱满米粒，只有土话讲的半仁子或者秕谷。

父亲的不听话，惹得当时的公社书记黄日和很不高兴，说他下级不服从上级。父亲说：就算撤了我的职，我也要保住村里这点口粮。

还有，当时那个年代，抓阶级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成分是老百姓的第二生命，家里多养了两只鸡，或者你有啥手艺赚了钱，都会打成四类分子。

父亲为了摘掉这些乡亲，无故扣在头上的帽子，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恢复他们贫下中农的地位，顶着重重压力，面临自己被撤职的风险，给乡亲们摘帽。

坵坊村的李以生，当时他会做竹椅子卖，生活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好，被打成了四类分子。就是我父亲给他摘的帽，每当提到此事，李以生大叔还会感激涕零。

03

五十岁后，父亲下了台，回家种地。那个时候，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担任村小组的生产队长。

那个时候脱粒机是用脚踩的，我们农村称它为打谷机。刚分田到户的时候，乡亲们大都买不起打谷机。

每当收割的时候，大家便用禾桶徒手脱粒。又辛苦又费时。搞集体的时候，队里有两台老掉牙的打谷机，作价卖出，大家都不愿意要。

放在那里挺可惜的，所以父亲带头买了一台，又动员队里的计工员买了一台。

队里计工员买的那台打谷机还能正常使用。父亲买的这台打谷机，其实就是一台废铜烂铁，用脚一踩，大齿轮和小齿轮互相碰撞，发出一阵尖锐的齿轮打齿轮的金属摩擦声。

父亲到大沽公社农机站，买回一些零件，经过拆拆修修，才能正常工作了。

碰上收割的时候，特别是双抢的季节，前脚收割早稻，后脚又要栽种晚稻。

古话说，春争日，夏争时，这段时间是分秒必争的。乡亲们都赶立秋前把晚稻插完。立秋过后，栽种下去的晚稻收成将会大打折扣。

为了让自己的稻子收割快一点，每年这个时候，大伙便来借我家的打谷机，有这台打谷机帮忙脱粒，能节省将近一半的收割时间。

父亲每借必给，而自己的稻子割在田里，迟迟不见乡亲们归还打谷机而贻误农时。

分田到户的时候，父亲召集大家开会，把小组的田块分成一类田，二类田，三类田。

地处偏僻，离家较远的坑垄田，晒不到阳光，土质冷浆，划分为三类差田。

有些乡亲抓阄的时候，抓到了那种三类田不想要。便提出把他的三类田换给我的父亲，多数村民都会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换走了我家的一类田，或者二类田块，我父亲也会爽快的答应。

母亲忍不住会唠叨几句父亲，说父亲一点都不为自己家里想想。

每当母亲数落他的时候，父亲总是嘿嘿一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吃点亏，谁去吃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