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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苏北的一个世代为农的贫困家庭。
少年时期，我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一样，喝着大麦粥、嚼着地瓜干，穿补丁衣服、打赤脚，在放学路上嬉闹玩耍，在田间地头捞鱼摸虾，过着十分清苦却又无忧无虑的生活。
那个年代，读书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并非头等大事，读书的作用无非就是能识几个字，不当“睁眼瞎”，能分得清钱、算得清帐，会写封家书等，所以很多孩子读了几年书就辍学回家放羊种地了。
父亲是村里会计，上过几年小学，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他比普通农民有些远见，时常教育我要努力读书，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得出人头，就在书中求”，年幼的我总当“耳旁风”，哪里听得进去？然而后来我所经历的一些事，让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对读书的用处有了新的认知，也理解了父亲这句“经典名言”的含义，就是放在今天，也算是“话糙理不糙”。
那些年的夏天，父母总和村里一帮人到乡粮管所打零工，挣些钱补贴家用。烈日下，他们要爬到高高的粮囤上，女人们负责装稻子、缝麻袋，男人们则需将100斤一只的麻袋从粮囤上抬到河边的大船上，以运往外地。
30几度的高温下，父母从事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他们的身上总是湿漉漉的，双眼被汗水浸得睁不开。父亲的扁担总是压得很弯，走在狭窄的跳板上也得格外小心，一不小心就会摔在地上或掉进河里。
每天父母总是累得筋疲力尽直不起腰，即便这样一个非常艰辛却又收入微薄的苦活，父母也总是和别人抢着干，得万般讨好粮管员才行，否则就没有打零工挣钱的机会。
我清楚记得，上初一的一天晚上，母亲从粮管所回家，匆匆喝了一碗稀饭，就急忙走到谷堆旁边，扒拉出几十只鸡蛋，放在竹篮里，又在上面盖上一面破头巾。这些鸡蛋我们平时都不舍得吃，一只一只攒下来，埋在谷子里不会坏。
我问母亲拿这些鸡蛋准备干嘛？
母亲说：送给粮管所的徐叔叔。
我知道徐叔叔，就是粮管所的那个粮管员，父母经常提起他，很感激他有活就让父母干。尽管我十分不愿意母亲将这么多鸡蛋送给别人，但也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
我跟着母亲来到徐叔叔家，那是粮管所分给他的几间平房。
徐叔叔一番推辞，收下鸡蛋，顺手递了一只苹果给我，说：唉，这些鸡蛋留给孩子们吃多好！
母亲满脸堆笑：多亏他徐叔叔照顾，我们有活干，孩子们上学、生活花销才有着落，孩子们在家天天有鸡蛋吃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把那只喷香的苹果带回家，给三个弟妹分了吃，他们吃得很香，连果核都不剩！母亲问我为何不吃，我偷偷抹掉眼泪，笑着说不想吃。
我在替父母难过，他们没怎么读书，只能靠种地和做些苦力养家糊口，活得卑微，没有自尊。我也联想到自己：如果我不好好读书，考不上高中，念不了大学，将来就会复制父母这样的生活。
在粮管所没有零工做的日子里，父母便在家编织蒲席，拿到供销社去卖。
一个暑期的下午，母亲从供销社卖完蒲席回家，兴冲冲地对我说：张大蛮子的儿子，就是你的那个同学，这几天在供销社替他爸收蒲席呢！张大蛮子生病了。我和你爸这两天多编些蒲席，到时你和我一起去卖，你同学肯定会给个好价格。
我十分反感母亲的想法，那个“张小蛮子”是我同届邻班同学，仗着父亲在供销社上班，在学校里像个公子哥，调皮捣蛋，成绩很差！我不屑和他交往。但我看着母亲满怀希望的眼神，实在不忍心拒绝她，只好勉强答应。
我和母亲扛着这几天加紧编出来的蒲席来到供销社，张小蛮子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捧着茶杯，正坐在木桌后面的椅子上。
见我进门，张小蛮子一愣，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和他打招呼：我，我和我妈来卖席子！
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起身装模作样地对我们的蒲席随意翻看检查。不用说，我当时的样子很狼狈，心里也很忐忑。
一共20张蒲席，张小蛮子最后给了5张一等品、15张二等品的筹码，我赶紧说了声谢谢，便落荒而逃。
出纳窗口，我们凭筹码拿钱。母亲仔细算了一下：平时来卖席子，20张蒲席，一般会有二、三张一等品，三、四张三等品，其余都是二等品，而这次多了二、三张一等品，没有三等品，把我带来还是有些用的，多卖了两块钱呢。
我站在一边没有吱声，我知道，张小蛮子给了我一点面子，但还没到母亲期望的那样。
不过，母亲还是挺开心的，她花了1块钱，买了半斤多猪肉，说：今天跟你沾光，晚上包饺子。
可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让我一个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去讨好一个不求上进的“差生”，看人家傲慢的面孔，接受人家的一点“恩赐”，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好爹，在起跑线上，我就已输了！如果我不努力读书、考上大学，今后我与别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会永远低人一等、受人怜悯！
就这样，我一边努力读书，一边接受着现实对我的种种“刺激”，刺激越多、刺激越大，我读书的动力就越强，我要上大学的愿望就越迫切。
一天中午，母亲从河边洗菜回家，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流眼泪。父亲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村里几个妇女在河边洗菜时笑话她是聋子，连儿子都是聋子。我自小就患有中耳炎，不巧母亲那阵子也突发中耳炎，我们都是因为没钱医治，才拖成慢性中耳炎，听力受损。母亲才35岁，被人笑称聋子，心里当然受不了。
父母终于下定决心，和别人借了点钱，由母亲带着我一起去县医院治耳朵。我们很开心，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坐了3个多小时的机帆船，我们终于到达县医院。我们直奔挂号处，谁知挂号的女同志看见我们过来，竟极不耐烦地说：下班了，下午再来。我们一看墙上的挂钟，才11点10分。母亲哀求说我们是乡下的，坐了好长时间的船才赶到，下午还要赶回家呢！那人竟大声喊道：我说下班就下班了，烦死了！随即“砰”的一声直接关上窗口，差点夹到母亲的手。
母亲一脸无可奈何、可怜巴巴的表情，一团无名火在我心中升起：就因为我们是没钱的农村人吗？没到下班时间就关窗口！还这样恶劣的态度！
母亲拉着我，不让我上前理论。我们只好坐在医院大厅里，吃着随身携带的干粮，一直等到下午2点钟才挂上号。
医生给我们检查后，征求我们的意见，如想根治得手术治疗，修补耳膜。哪怕一个人的手术费用，家里都凑不齐，更何况两个人？我们只好配了点消炎药回家。
一路上，我在想：就这慢性中耳炎的治疗，对于家境良好的人家，根本就不算个事儿，而对于我们这样贫困的农民家庭却是一种奢望，我们只能挨着、扛着，直至拖成终生病。假如今后我能考上大学，有个不错的工作和收入，就一定能够把母亲和我的病治好，让我们不再受到疾病的折磨和别人的嘲笑。
让我发奋读书、努力考学的事其实还有很多，不一而足。
这些事不断激励我勤奋读书、顽强拼搏，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后来我相继考取了重点高中和知名大学，分配到了令人羡慕的银行工作，弟弟在我的影响下也考取了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师。如今，我是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弟弟也当了校长，我们全家也早已摆脱贫困，过上了受人敬重、令人羡慕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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