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乃大家气派。“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则是伟人风范。
大家气派不敢有，伟人风范却该学。依我这个起码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学校里读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作业”，不能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做作业是老师布置的学校规定必须读的那些“品种”，你不读不闹懂不许你毕业。读书人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志趣爱好而自选自学，无人强迫，俗点讲是自寻苦乐，甘作囚徒；雅一些便叫“做学问”，读书人亦被称作学问家。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学以致用者，世上便有了“教授书”，教你五行八作，帮你“讨生活”；有读书取乐者，世上亦有“消闲书”，它助你打发时光；有工人、农民、太太、小姐……世上便出现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的数也数不清永远看不完的书。
我顶多算半个读书人。因为伴随年龄的增长，从乡村走入城市、走入军营、跨进工厂……非但职业有变，志趣亦随之变化。书买得杂，读得也杂。不懂事的时候，乡村里除了课本，便是小人书(我那时称娃娃书)，更多的书是老爷爷老奶奶大叔大嫂们的粗俗故事；已懂事时遭遇“破四旧”，想读书却无书可读。书店里除了“老大哥”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便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当兵两年，我只借到过一部歌颂文革的“革命小说”，而且记不得书名了；70年代初在工厂偶尔借到一本《金蔷薇》，竟抄下来了。真正开始读书是70年代未，在武汉水院学习“发电厂热工仪表及自动化”，却通过武汉大学的朋友办借书证，看武大图书馆里的文学书。
那时候年轻，能看书熬夜，也喜欢“爬格子”。到工厂后充任技术员，常常因爱看文学书爱写小说使领导和同事们生厌，被斥之为“不务正业”。直到数年后，不再是“次品坐家”，人们才不那么责难和讥笑了。
1984年从鄂东调到鄂西，专职当“土记者”了，我与书的情缘才如同婚姻一样，变得合情合法。近十年借书的条件甚好，写作的环境也不错，书店也就很少光顾了。偶尔出差，自然是少不了逛逛书店书摊的，但极少买，除非是特别喜爱且本地买不到手的，再贵也绝不吝惜钱。
斗室里书渐渐多了，就犯愁，既耽心虫子咬，又无法摆放。堆着吧，用时不方便；摆着吧，又实在不知该偏重哪一类。左右为难时，只好“请书入箱”。这着实叫我头痛了好些天，“书到用时方恨少”，心里觉得，案台、书柜、壁厨里的书，都是我这个“斗室坐家”的亲密伴侣，谁也不该从原来的位置上消失。没奈何，还是狠心把书藏匿了满满一大箱，放在了墙角。不知怎地，每当我看见这口包容了数百本书的箱子，内心就感到愧疚不安，以为自己做错了事，不该把书们冷落：他们曾默默地陪伴我多年啊，许多书如好朋友一般，在我从文的艰难道路上帮过我哩。
工作之余，我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了书。在我谓之曰“废思堂”的斗室里，我与书为伴，书与我为友，常常相互“谈心”至深夜。久了，惯了，倘若因出差好些天不进斗室，不去与我的书朋友亲热，心里一定感到不踏实哩。我爱书，因为书如食粮。
爱读书，书即心之伴——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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