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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结合上文分析，范氏、中行氏和邯郸赵氏这三个血统和背景迥异的家族最终通过姻亲关系绑定并非偶然事件，而这一集团最终脱离于晋国形成半独立政权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始终有迹可循。因此当以上三家在太行东麓、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站稳脚跟之际，也就是晋国真正走向分裂之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引起这场大乱的所谓“卫贡五百家”事件只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偶然因素，其反映的利益关系本质上是太行西麓晋国统治核心区域对太行东麓广大新近征服和殖民地区的无度索取引起的反抗。
春秋中后期赵氏各个分支活动的封地
如图，赵氏除了位于汾河流域核心地带的耿（赵夙封地）、平阳（灭祁氏、羊舌氏后赵朝封地）和自位于从晋文公时期起就成为晋国重要兵源地的“南阳之田”之温（晋厉公灭三郤后转封给赵氏）之外，通过参与向北方的汾河上游讨伐无终等群狄获得了晋阳、蔺和皋狼等地，又通过参与对太行东麓对白狄鲜虞诸部落的征伐和殷商故地的殖民获得了邯郸和临等地。
尽管赵氏大宗获得的汾河上游的晋阳、蔺和皋狼原无终部落旧地诸邑属于新近开发地区，但从本质上讲其仍为汾河谷地晋国传统城邑的自然延伸，而非另一番天地。从人口结构上来讲，晋北诸邑由于属于戎狄荐居的荒蛮之地，缺乏人口和物资积累，因此只能不断从太行东麓获得补充。
晋国三大核心区域的人口分布
如图所示，和观念上的刻板印象不同，包括邯郸在内、位于太行东麓的“东阳之田”尽管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期一度为赤狄、白狄、山戎诸部占据，但从历史渊源和后世发展的脉络来看这里是曾经商代人口最为密集的核心区域，西周时期也曾经在此通过转封建立起一系列邦国（南燕、卫、邶、邢、韩、虢、北燕等），只不过在西周末年的小冰期一度被北方戎狄部落摧毁而已，但其人口基础并未从根本上被动摇，反而由于异族的入侵而融入了新的血脉。
为了平衡这种差异化，晋国包括各个卿大夫家族所需要进行的一项基本战略就是从“东阳之田”不断掠夺人口来填补汾浍流域上游的空缺。这种掠夺对象除了类似邯郸这种新殖民城邑外，更包括卫国这种传统附庸，而不断的盘剥则是决定其最终脱离晋国封贡体系的根源。
“卫贡五百家”事件的起源是前500年（晋定十二、鲁定十、卫灵三十五）赵鞅开始主持东线战略后为了报复上一年“夷仪之役”而围卫之事：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左传.定公十年）
按照《传》文记载，在应卫人要求分别处死和驱逐曾经于“鄟泽之盟”（晋定十、卫灵三十三、鲁定八、前502）中曾经当面羞辱卫灵公的涉佗、成何后，晋、卫之间应该仍然达成了某种和解，其中就包括卫国向邯郸赵氏赔偿五百户人口的条款，而这一赔偿大致与一年前“五氏之役”中齐、卫给邯郸赵氏带来的损失有关。注意尽管卫国的赔偿来自赵鞅此次军事行动的压力，但这并非对赵鞅本人进行的赔偿。
如果按照一户五口计算，这相当于两千五百人。如果一户能够提供两个劳动力，那么一千个劳力除以七十二就得到大约十四乘，也即这次贡献的规模其实相对有限，只能供养十四乘战车，因此“卫贡五百户”事件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
由于《传》文没有直接记载的原因，赵鞅以家主的身份向邯郸午提出索取五百家并用来补充晋阳这一新建城市的人口：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左传.定公十三年）
可见卫国当初贡献人口实际上是为了与范氏、中行氏和邯郸赵氏这一近在咫尺的庞大势力建立更加稳固的关系，但赵鞅提出索取人口将动摇卫国这一举动带来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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