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东西方不同的先贤圣者们，对人们发展的要求，有着不同的标准。或者说，是对人类发展最高“境界”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我们应该也模模糊糊的知道，尽管也许他们之间都不曾有任何的交流，但也一定存在着某些共性，毕竟从某种层面来说，他们都可以代表人类杰出的思想，所以其核心本质也一定存在极大的共性。
在《红楼梦》课程上，我们一直在谈到情本体这个词，而他也是儒家的一大特征之一。换言之，也就是拥有强烈的道德情感，只要是由心而发，最终达到仁这一境界，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相较于儒家的仁，康德所说的自由心或者自由意志，同样是由心而发，不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理性的反思，而形成了所谓的道德律令。
单单从表面上，律令的意思就会给人一种更权威，更无可辩驳的感受——实则不差，也就是如果孔子在传播其仁道之时，会有因材施教的措施，是因为每个人的发展阶段不同，其所薄弱的地方也有所不同，自然就需要以不同的发展方向，去补全其个体的完整性。然而在康德看来，这种因人而异的道德标准，就是一种感性杂多的表现，他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就存在着不稳定性。
这就使得儒家伦理道德与康德的道德律令，出现了显著的差别——康德为了追求普遍性，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进而在此之上，衍生出立法这一成分；而儒家的伦理道德，更注重于不同情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更在意实践这一过程。所以前二者相比，前者是更为抽象化的，而后者更为具体。
这里不免让我想到了曾经我们研究过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一个从自己向外推的过程，与差序格局有一种莫名的相似性。当然这个过程与格局中的过程有所不同，不单单是与外人建立关系，更是要完成立己达人。而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就好比是一个自我立法的过程，其本身并不会因人而异，已经也就有种团体格局的意思。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落到实践，甚至对后世的影响，遇到怎样不同的问题？以及最终会走向哪一条道路？
其实很显然，康德的律令像是一种高级的人权，这个人权不单单的是说我作为人需要拥有哪些权利，而是我们同时应该保障周围身边他人的人权，也就是律令的第二条：课题应当尊重他人作为目的本身，而非工具。而儒家的伦理道德呢？在此我们就拿孔子的举例子：他并没有生成一种类似于律令的，拥有普遍性的文字，而是留下了针对于不同人，他提出的要求或者说是建议。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从仁心外推的过程，但他对发起者有着极高的要求，他其实并不适用于一般人，由于他要求本人对自己心目中的自我道德，以及儒家的仁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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