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二八：论善恶

《传习录》二二八：论善恶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

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直因闻先生之说，则知程子所谓“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其说皆无可疑。

王阳明所立之说是“善恶只是一物”，黄以方所怀疑的也是这一学说。

王阳明之所以要强调“善恶只是一物”，是因为他笃信“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不能做到内心真诚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是不足以洞悉与理解孔子的苦心的。王阳明坚定地认为“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向外拓展可以贯通亲亲仁民爱物，向内拓展可以贯通身、心、知、意、物。再进一步向精深方向拓展，便是“善恶只是一物”。王阳明立此说的根本目的是支撑自己“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

之所以要讲“善恶只是一物”，说到底就是为了摒绝一个外在的善恶标准。一旦善恶的标准来自于外，内心的那些善念、恶念便可以遁形了。《聊斋志异·陆判》中讲“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有心为善”本身就是恶念在作祟，但如果依照外在的善恶标准去度量，则有可能被没判作“善”。到清代文学品评家王永彬的《围炉夜话》所讲的“淫字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孝字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已经沦入等而下之的牵强了。

王阳明有个心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首先要突破的便是外在的善恶标准，这个善恶标准必须来自每个人自己的内心。

沿着王阳明给定的方向向上“掘进”，程颢的“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与之遥相呼应。《河南程氏遗书》中的“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更是如同出乎王阳明之心。正所谓“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何况这些话出自“二程”这样的大儒。

黄直问：“先生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和恶是两个极端，就像冰和炭一样相反对立，怎么能说只是一物呢？”

先生说：“至善，乃是心的本体。本体上稍有一点过或不及，便是恶了。而并非有一个善，就又有一个恶来和它相对应，因此善恶只是一物。”

黄直因为听了先生的这一说法，便明白了程颢先生所说的“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固然是本性，恶也不能不说是本性”。

阳明先生又说：《河南程氏遗书》所讲的“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善恶都是天理，被称为恶的，本来不是恶，只是本性上有些过当或者不及而已”。这些说法没什么好怀疑的。

仔细甄别思量，善恶在程度上的确可如王阳明所说“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自然也符合《河南程氏遗书》所说的“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除了程度上的区别，善恶还有一个方向上的区别。孔子当年受困于陈蔡之间，弟子们饥饿困窘，子路撸起袖子想要起事。孔子劝诫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实，说到底，善恶就在一念之间。王阳明自己讲“意之涉着处是物”，又在这里讲“善恶只是一物”，也就是说“涉着”在同一物上的“意”是有区别的。同样“涉着”在穷上，君子安于困窘，小人则生出变乱之心。孔子讲“小人穷斯滥矣”——有向下肆意泛滥的意思，世间有个词叫“恶贯满盈”，也有如流水般向低处注满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善则固守于向上，虽千难万难而不改其心；恶则恣意于下流，虽快意顺流却亡失其本。

这或许才是孟子立言“人性向善，犹水就下”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