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中轴大道两旁，是一脸三排房屋，左右都有，每边六间房子，共两件教室。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分别是四年级、二年级、学前班、一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后面增设的，那时叫五年级二班），三年级，老师住所，校长住所，会议室。四年级和五年级教室的旁边，辟有老师们的菜园，种着葱、胡萝卜、大白菜。我们那时候尊敬师长，经常被要求去田地里劳动，但却从来没有偷偷拔过几颗萝卜的。也有调皮捣蛋的，匆匆拔了颗来，把叶子拧掉泥还未收拾干净，就在衣服上擦了擦，当着我们的面咬了一口。当然，这其中展示某种可以对抗老师权威的勇气和狡猾在里边，并没有真正破坏或者不爱惜食粮，也有可能是和同桌打赌，不服气老师的判罚或者批评，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当然，女孩子永远是不为所动的。这很孩子气，不是吗？
在二年级靠中州大道的这边墙上，也装着一块黑板，一般是由老师写一些标语、通知、告示或者画一些粉笔画，而我曾经就在这块黑板下上过课，全校唯一一次全班学生把课桌和凳子搬出来坐在露天上课，课不是当时的语文老师上的，而是高年级的语文老师郭小明老师上的，讲的那篇课文我还记得——《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殊荣，属于当时的我们，三年级学生。郭小明老师一共给我们“串”过两次课，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语文老师请假，他代了一节《草船借箭》。《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很喜欢的一片课文，也是一段很好的歌词。没有墙壁的遮挡，其他学生全部回教室上课了，校园内空无一人，我们能听得清其他同学郎朗的读课文声音和整齐的回答声。我想，每一个老师，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教室外行走的时候，走在婀娜的柳枝下，走在那拂在人脸上来自春天的渴望和生长的气息下，听着这些还有些稚嫩的声音，心里有的，只是愉悦，只是自满，只是幸福！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至今还记得这声音，还记得这柔柔弱弱但异常坚定的声音。我能回想起歪歪扭扭的组和排，桌子上的大大小小的书本，女同学脸上微微的红晕，她们总是笑得很腼腆，眼睛细眯，低头看脚尖。我能回想起高年级敲钟的人出来看到的那种错愕的表情，那一声声不紧不慢的代表着下课的钟音。那一刻，其实我们拥有整个校园，整个校园都是我们的教室。
为什么要搬到外面上课呢？因为新来了两位女老师，住的地方不够，便把三年级教室的后三分之一截了。全校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三年级教室，因为它的后门就挨着老师的房子。工期很急，也很短，只一天，我们又搬回了只剩下三分之二的教室，挤是挤了点儿，但也更热闹。
三年级一次语文课上，我的作文和另外两位的被语文老师拿起来当中宣读。有一位我记得是王宏伟，他在这么开头的“我们的校园，前面是操场，后面是马路，左边是树林，右边是麦田......”，这么一听，我就觉得高下立判了。我的作文是父亲和我共同参考出来的，到现在我只记得一句“学校的评比栏上，记录着我们的一切......”这句话是父亲加上去的，后面的省略号也是父亲要求写上，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不明其意，还是用小字笔加上了。一上二年级，我们就有写大小楷的任务了。大楷我们叫“刷大楷”。白纸下面放着字帖，这既不像临摹，又不像拓印。一学期写下来，就那字帖上二十个字，“工农商学兵”或者“松下问童子”或者“一去二三里”等。老师怒了，一学期了就会写这么几个字？你们不烦我都阅烦了。于是大家交换字帖，还是“工农商学兵”“松下问童子”“一去二三里”。这下，老师估计没话说了，谁让商店里不卖新的字帖呢。大楷也是经常我父亲帮我写，他爱写字，曾经有一段时间认真地练过，用水写纸练，用旧报纸练，有几分火候了，尤其走字儿和捺的那把刀写得逼真。小楷呢，用小字笔写，主要是摘抄课文。那时候铅笔早就普及了，好用又便宜。所以每周老师布置大小楷作业，那是我们噩梦的开始，至少在我看来。虽说大家都交了任务，但是从心底而言，谁都不爱写这个。一旦开始，那么手肘上，脸上，嘴角上，全都是黑色的墨汁，倒真像学过的那篇写陈毅元帅小时候读书的课文《吃墨水》了。能看得出，传统文化已经没落，被更加经济和省时省力的事物代替。而且学校根本没有单独教我们写字的老师，统一由语文老师代理。但语文老师除了学期末写封条，其他时间从不写毛笔字。见的最多的毛笔字倒是每年一次的表彰奖励大会上奖状上不知道谁写的“奖给多少学年度到多少学年度的优秀或者三好学生，以资鼓励，落款是某某学校，加上时间”，再就是更为少见的书画展览。到了高中，用毛笔字写奖状都省了，直接电脑打印，又快又稳，只要盖上戳就行。
王冕有诗说“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在我看来现在别说墨痕了，书香能否绵延悠长都成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永久的伤口。
后来，我看到一首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我便愈发觉得我那位同学的先见个高明来。那时候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肯定是没法接触什么汉乐府诗集的，但他能“通灵”一般模仿出这样的韵味来，确实如《红楼梦》中王熙凤拉着林黛玉的手仔细端详后说的那样“比下去了，比下去了”。那时候我和宏伟共同喜欢过一个女同学。“五升六”的时候，在若干小学中的少年中，他考了第一名。考完的那一天，我们结伴从邵寨中学回家。特意绕了很大一个圈子，说是要从那个女孩子家门前走过。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她家在哪里，只知道一个村子名而已。但我们还是无所谓前程的去了，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说了很多话，以前从来不曾说过的。是啊，我们过一个假期后，有的人升级到中学去，有的人升级到六年级。我现在想想，我们其实没有经过那女孩子的家门口，即使经过了，她和我们一起考的试，女生腿脚肯定没男孩子快，说不准还在逛街呢。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充足，蓝天白云，一路上有很多的白蝴蝶飘来飘去，仿佛永不知疲倦似的飞呀飞，一如我们的童年与少年，轻盈、光彩、无暇。我前面说的那个叫孙文娟的，是第二名，我是第二十一名。而我提过的那个叫郭鹏涛的，也榜上有名，虽然在最后一张榜单上，而且还和同村的一名小伙伴紧挨着，一前一后。当年那在教室中大声宣告“谁把郭鹏涛数学教会我就倒着走”的老师哪去了？谁记得呢，消失在了岁月的风烟当中了吧。不知道这名老师那时候作何感想，也许五味杂陈，也许不记得了吧。初中开学第一天，我在看分班榜单的时候，有个人拍了下我的肩膀，轻轻地跟我说“你输了。”我回头看了下，是宏伟。他和那名女孩子分到了一个班，而我则去了另外的班级。当时我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呢？直到某一年的某一天，我才记起还有这档子事来，中间还有这些掌故和曲折。然而往事都化作了轻烟，消散在微风里。初三那年，我去县上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奥林匹克大赛，在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张永亮的房子里再一次见到了他，他还是老样子，小时候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导致额头很是宽大，显得眼睛特小。他五年级时就戴着近视眼睛，那时候我们还觉得稀奇。他不给我们看的，保护得很好。张永亮提问英语知识，他对答如流，几乎所有问题由他一人答了。我只惊讶于他的思维活跃和记忆力牢靠，再没别的想法。当然，甘肃教学水平地区落后，英语教育更是差着一大截。我的考号是100号，但我估计我考了不到15分。总共十六页全部是英文试题，还有听力。我没有全部做完题目，想想，我们肯定全军覆没了，估计全灵台县的中学能接到复赛的都没人，更何况只是思维活跃和记忆力牢靠的宏伟了。升高中时，我突然跑到了前面。我想这就是谈文莲老师对孙文娟说的“感觉我还不错”的原因吧。一个不写作业的人，经常趴在老师门口补写作业的人，能有如此成就，该是不错了吧。宏伟去了14班，我在15班。高二选择文理科，我择了文科班，从此再也没有他的音信。我喜欢的那位女同学呢。大约女孩子确实比男孩子早熟，在学习能力上也一样。后来她也渐渐泯然众人矣。2009年前后，我在兰州见过她一面。我们都没有打招呼，点头都没有，目光一触就离开了。大约是农村来的孩子笨拙和羞涩吧。她那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了，个子矮矮的，面色暗黄，头发也不乌黑发亮，目光也不再清澈，只剩下淡然和木讷了。她还保留着农村女孩子那种不合潮流和质朴，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后来，便再也没有相间。“老大嫁作商人妇”，现在恐怕已经嫁人了吧，或许孩子都两三岁了也说不定。至于宏伟，那句洋溢着青春的轻轻的话语——“你输了”，还在某个时刻，飘荡在我的耳旁，仿佛不曾离开过。然而已经十五年，是的，已经十五年了。
我的父亲是喜欢作文的。曾经因为给人家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脚踝粉碎性骨折，就躺着床上养伤。那时是秋天，早上我们总能被不远处吆喝耕牛的声音叫醒。过了一段时间，一场秋雨过后，麦苗整整齐齐地出芽了。于是就在这霜重雾浓的一个早晨，父亲动笔了，写了我看到过的第一份文字。他很高兴地拿给我看，我那时已经是初中，眼界完全不同了，于是挑了个理由说“情感真挚，文采不好”。情感真挚是因为写的是我们身边的事，比如吆喝，耕牛，秋雨，露珠；文采不好，是因为我拿课文中舒婷、毕淑敏的标准来看待的，确实没有她们的文字优美，于是我轻易地下了这个断语。那时候我可能没看到，父亲眼中的光彩可能瞬间黯淡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他于是再也没练字，再也没有写出逼真的“走字儿和捺的那把刀”。然后他却仍然支持我。叫我从别人那里借来字帖练字，常常说“字如其人”，说郭小明老师曾在二年级看见我的字，说写得很好，而现在完全不能看了。童年，我看的第一篇文字是他给我买的《看图识字》，还有就是我在《老黄》里说的也是借的《唐诗三百首》，还有就是一本薄薄的印刷体的《作文周刊》，从那上面我第一次阅读了孙悟空在树上摘果子而猪八戒在下面吃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在上学前认识比别人多数十倍的字，这完全得益于我的父亲，《看图识字》，确实是儿童最佳的认物识字读本；我之所以能在上学前就知道“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等被人根本无从听说的诗词，也完全得益于他从朋友那里带回的《唐诗三百首》。正如扉页上写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如今胡诌几句，自我消遣，还有现在正为第二页上写的“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而悔恨虚度光阴时，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他有一箱子书，部分武侠小说，部分文学名著，我都翻遍了，读了《第二次握手》《青山壮歌》《琥珀》《冬天里的春天》《春桃》《愤怒的葡萄》《基督山伯爵》以及梁羽生的小一半作品。
有一次我读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说他的母亲也说自己中学时作文很好，得到过老师的赏识，自己马上打断了母亲，史铁生说因为男孩子的倔强，而且后来常常为此感到后悔和愧疚。我忽而觉得父母之爱如此得相像，他们只是默默地爱着我们，同时害怕这种爱对被施与爱的人造成负担和伤害。我们适应了这种爱和保护，便自认为天经地义起来，认为爱从来都是单方向的，认为自己就是中心，需要时时刻刻地被关照和爱护。一旦施与者表现出了相同的需求或者透露出类似的想法，那么我们自己便会觉得受到了伤害，秩序受到了挑战。我们有了依赖感，习惯这种舒适感。但是，我们又害怕失去，害怕这种优越感和保护感不在，害怕我们直面外面的世界，哪怕这层保护伞有些微的自我意识和感受，我们都会不由自处地打击、破坏。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一方面保护着我们，另一方面，在伤害着别人，在约束着管制着别人。而父母亲，爱的施与者，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目的遮掩起来，另一方面又极力压抑自己的天性和选择。这是父母亲的悲哀，来自于上帝和宿命。孩子总是自私的，父母总是无私的，无论孩子多大，父母多老。
说实话，我忘记了小学三年级那唯一一次收到表扬的作文还是我和父亲共同完成的，结构和语句很大部分是父亲敲定的，而我只是个执笔者而已。父亲应该是有文采的，能从“吆喝，耕牛，秋雨，露珠，”写起，还知道我不能解其意的省略号的妙用。我因为我的自私，打断了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也应该有受到赞扬的权利或者说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义务。舒婷、毕淑敏并不见得任何人在文采上都要与她们看齐，我耳旁仍回响着那句“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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