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焦虑规划师日记–人老最怕什么？

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是：1.快速城市化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2.人口结构老龄化。今天要说的是2。

中国自1980年以来，65岁以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1950年至2015年间，65岁及更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从4.5％增加到9.6％，预计到2060年将增长三倍至32.9％。到2060年中国人口将为13亿，与今天相似，但将拥有约4.3亿老人（数据来自联合国2016年人口报告）。

在这个《焦虑规划师日记》里，也许很少有开心、轻松的话题。

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了这本充满焦虑的日记，并觉得苦涩，那么，请留言分享你的苦。然后，让我们一起负重前行，并勇敢地拥抱最真实的生活吧！

笔者公鸡爸爸是一枚在德国生活、工作的城市规划师。

在这里，我想用一点规划师的视角，加上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这些年的一些焦虑。聊一聊那些最揪心的话题。同时介绍德国的一些做法，也许哪一天也会适用于中国呢？

去年夏天我回国探亲，与家里的长辈们一起去参观了一处在慈溪市的高端养老地产。上海周边的二三线城市中，有许多这样的养老地产。相比于上海本地的高端养老地产，它们有一个巨大优势：便宜。

再高端，说白了其实本质上就是养老院。养老院，不知为何，谈之色变，好像这三个字总是带有些负面情绪的。

天平的一边，是儿女在生活严酷的现实面前妥协，最终把父母送去了养老院。天平的另一边，是一句沉重的“百善孝为先”。这句话对八零后有多重，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独生子女有多重，对我们这些还身在异乡的人来说有多重，我不想说。我闭目塞听。

心里的天平斜了，怎么可能会平？

其实这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才刚刚步入老龄化社会不久。

养老问题在西方，在德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始终是尖锐话题了。政策的辩论已经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在无数失败的经验中，可能他们的确总结出了一些好的做法。

当初在德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老人院机构和专业护理，而体面的养老机构、专业的护理根本供不应求。

造成养老问题还有两个时代背景：老人和长寿者越来越多，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前者是因为医学、生活条件和护理水平的提高。

而后者，比如说以前的养老都是家人的工作，尤其是家里的妇女担当了顶梁柱的角色。当今社会，特别在大城市里，由于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不能像过去那样亲自去照顾老一辈。我们小辈能够想到的办法，无非是要么送去专业机构，要么请人居家照顾。

与之相应的，这里就有一个关于护理的题外话，伴随着一系列连锁的问题。

举个例子，比较突出的是担任老人护理的执业人员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的一大难题。

在老人院中，通常只有老人院管理人员、骨干接受过专业教育，其他大多数员工都没有任何护理教育背景。其实大多数老人院中的老人，也同时是病人，他们需要专业的护理。

在居家护理中，就更是如此了。如果请个“阿姨”来照顾，她们中有多少人，甚至具有一点点的“急救基本知识“？她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中风”和“心肌梗塞”时候的合理急救步骤吗？他们知道急救中最基础的“复原卧式”是怎样的吗？

所以说，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挑战，护理学的教育变革也应该被提上日程。除了护理执业人员，也包括对一般大众的基本护理学教育。

当代德国，一方面正在进行护理学教育的改革，他们淡化了以前病院护士、儿科护士和老人护理之间的职业划分。在2016年通过联邦立法，首次提出了“普通护士”，或“一般护士”的职业概念，让护理专业人员在前两年接受一样的普通护理学教育和实践（护士学校一般三年毕业）。以此来统筹护理行业，解决老人护理人员工资低、能力低的现状。

另一方面，德国开始实质性地补偿“居家养老模式”。最简单的模式是用金钱补贴那些懂得护理学，并且希望在家里，亲自照顾自己年迈患病父母的子女。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儿子辞去工作，专心在家里照顾患病行动不便的母亲，国家平均补贴九百欧元不到的工资。钱不多，但够生活开销了。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十分简单。

因为那个儿子，他自主地负担了社会养老的职责。如果你在老人院全职护理一个陌生老人，应该拿到一份工资的话，那么你在家里护理自己的父母，也应该拿到一份工资。

当然了，如果你是纯粹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拥护者，认为政府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呢？我们还将预备牺牲多少代老人的生活质量？如何设定这个底线？

这已经不单是道德的问题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

就我看来，德国这种政策至少体现了社会的“人性”。至少，也许，它优于纯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

回到我在慈溪看到的这个养老院的模式，是目前在中国大城市中很流行的所谓“养老地产中的居家式养老”。

首先它不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是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它，舍弃先入为主的批判眼。毕竟对我而言，这也至少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市场行为，也许可以解决中国国情下的养老问题。

简单说，这是开发商开发的商业公寓，类似于酒店式公寓。加上一些配套的设施，这些设施包括餐厅、娱乐、健康保健，以及付费的护理设施和服务。

一般的养老地产附近还一定会有一个三级甲等医院，或者次一级的大医院，这是开发商项目选址的先决条件之一。

入住的形式有两种，一种相当于长期租赁，另一种是有产权的。

前者我接触的模式，是出一百万人民币老人就能拎包入住，一直住到老人百年。然后这一百万是可以归还家属的，开发商只是拿这笔钱去做其他的投资。当然如果开发商在未来破产或跑路的话，这一百万就拿不到了。

只从德国的经验教训中来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的大多数商业养老地产中，在十年之后，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会持续显著地递增，这些设施大多亏多赢少。

后者“有产权”，即和买房子是一样的，这就是个带有一些保健设施、食堂的商品房。是含有“养老”标签的商品。

高端养老院应有尽有：首先我觉得吃得还不错，十几块钱可以吃好几个菜，甚至热炒。有棋牌室、健身房、游泳池，有多媒体室、电脑房、小剧院。自己的小公寓里有厨房、卫浴。这里就像一个小社区。唯一的区别，就是周边住着的全是陌生的老人。

看完高端养老地产，回家的路上，气氛有些凝重。我并没有追问家里的长辈：你们觉得这里养老好不好？因为不需要问，答案尽在不言中。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研究城市社会的人应该知道答案的。合格的规划师始终都应该知道，老人需要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

所以，人老了最怕什么？

“人们对老年的恐惧主要来自于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在德国，通过普遍社会研究后的结论。

可以说，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很明确地包括在年老时，失去自己的住所和熟悉的环境。

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不就是让他们失去自己的住所，失去熟悉的环境吗？

那么我们仅仅是通过市场机制，去应对老龄化社会中的老人护理问题吗？能够有些什么良性的导向吗？至少有没有政策指南，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规划师、建筑师能做什么贡献吗？

在德国的规划中，已经有了一些工具，去创建包容老年人生活的城市社区。比如有一个德国规划工具，叫做DGNB社区认证，是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和建筑师行会共同编制的。这个工具已经在欧洲新建、更新居住社区中被广泛使用。

未来我会在简书上概述这个规划工具，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它具有适用性，甚至对开发商而言也具有商业意义。

这种包容性的社区，其主旨，是必须允许其所有居民实现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老人能够留在自己住所，留在他们拥有各类社会关系的熟悉环境。这不仅对人们的人格同一性很重要，而且也是老年幸福的决定因素。

读完DGNB社区认证的一些评估项时，让我忽然想起了我在上海石库门里弄中生活的童年、少年时光。

如果隔壁邻里中有老人的话，邻里之间是会互相帮助的。比如中午小辈去工作的话，去隔壁阿婆家送碗面。隔壁阿叔要去医院，有黄鱼车的小店主会送一程。

在稳固的原生态社会网络中，老人的一些日常需求被邻里关系消化了。但是上海石库门和里弄式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再也无法向我的女儿、儿子解释，我是如何在里弄中与其他的孩子一起打闹、玩笑和成长的。他们不会理解。

让一个老人离开他熟悉的居住环境、社会环境，与把深山老林中的老树连根拔起，再栽于一个陌生环境是一个意思。

陌生的环境再高端舒适也好，老树是活不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