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那间灰砖小屋，檐角挂着一片铜绿的叶子，风一来，便替它报时。屋里住着我，七十三，替人修了一辈子钟表，如今只剩手指上三道锃亮的茧，像岁月留下的刻痕。
每天四点，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进来的是阿青——其实叫周青，年轻时在码头扛大包，如今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他手里总捧着一只搪瓷缸，里头泡着两片发黄的茉莉，说是“带点香，好让时间不那么苦”。
我们隔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对坐。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只把坏了的怀表、停摆的座钟、缺了齿的老闹钟，一只一只拆开来。黄铜齿轮在灯下泛着微光，像一群迟暮的萤火虫。
“老陆，你说人活到最后，还剩什么用？”阿青忽然开口，声音像锈铁刮过玻璃。
我没抬头，只把一枚最小的螺丝轻轻旋进机芯：“还剩一口气，把这口气匀给下一只表，让它再转十年。”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张旧车票。我们就这样，每天把黄昏熬成一锅稠稠的麦芽糖，甜得发苦，苦里又渗出茉莉的香。
去年冬天，阿青咳得凶，缸里的茉莉沉了底。我把最后一只修好的老座钟递给他，钟摆晃啊晃，像在替我们数剩下的日子。
“带着它，”我说，“以后你醒得早，就听它敲四下，那是我来陪你。”
他没说话，把钟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截熄不灭的蜡烛。
今年立春，阿青没来。门口多了一只褪色的搪瓷缸，里头两片茉莉干得像纸。我把缸放在工作台上，继续拆一只停摆的怀表——表盖里藏着一张泛黄的小像，年轻的阿青站在码头，身后是整片涨潮的海。
我合上表盖，上紧发条。秒针颤了颤，终于滴答滴答走起来。
原来人到暮年，最大的用处，不过是让另一颗心，在听见时间走动时，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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