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进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三者思想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有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虑，自上而下地推行“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
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之际，为了在中国这个异乡土壤中扎根、发芽，必然会依附、融汇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道教和儒家思想。其实这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须采取的策略，如后来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传入。
佛教经典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尤其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思想萌芽。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
梁陈时代，佛教天台三祖慧思认为，苦修长生之道是获得佛学的真谛，主张借鉴道教的“外丹”来修养佛教的“内丹”，以定发慧，定慧双修。
《南齐书》卷四十一记载：南朝人张融临终前遗命，“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从中可以发现，张融明确地主张“三教并重”的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思潮。纵观我国历史的发展，唐宋之后，儒释道思想在总体上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
首先是道教。在唐朝和宋朝以后，道教重视内丹的修炼，注重心性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受到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逐渐向禅宗靠拢。
其次，儒家在保持原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愫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不断衍生出来的宋明理学就是其典型代表。
虽说儒家、道教和佛教都在提倡儒释道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但是，各门各派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是完全相同的。儒释道三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对方的思想，使自己的文化理念更加圆融。总体上是减少了个性，注重共性的发展。
依据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理念——世俗的政权往往会利用天或神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始终高于“教权”，宗教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隋唐以来，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
我们以元朝和明朝为例，元朝时期，佛教、伊斯兰教、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一支）、道教和各少数民族宗教等都在元帝国生根发芽或繁盛成长。在宗教政策上，为维护政治的稳定，蒙古族统治者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宗教表示了相当的宽容与尊重。
著名学者卿希泰先生说：“蒙古贵族统治众多信仰各异的民族，为了使这众多的民族臣服于大元帝国，除了依靠武力征服与发挥政权的专政职能外，不能不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给予尊重，以示笼络。因此，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确定了一条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即对境内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都一律支持，一体优待，成吉思汗所定之兼容各教的宗教政策，为其以后历代元皇谨遵不渝。”
由此可见，元代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继承了历史上汉族政权“神道设教”的文化传统。对宗教是扶植和利用，取得汉族人士的支持，神化统治教化民众，最终维护其统治。
这种宗教政策与方法，一定程度上为明朝的统治者所吸收与借鉴。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阙者。”
具体而言，明初统治者对儒、佛、道三家的态度如下：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各自具体的教义教规不同，但是，心同一体，对政治统治均有着很大的稳定性作用。正所谓“于斯三教，有不可阙者”。
有史可证。明太祖初定天下，首开礼乐二局。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恢复了科举，延续了唐代以来的招考选拔人才制度。并规定考试严格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三年举行一次。明太祖确立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认为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与天地相媲美，历朝历代都是尊崇有加，用来辅助朝政，稳定人心。
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的作用，他曾经亲自选择德高望重的佛教高僧来教育皇子。在闲暇之余，经常和佛教人士谈经论道，参禅礼佛。为了教化民众，巩固统治，明太祖借助佛教来超度在战场上死亡的将士。正所谓：“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精爽无依。非佛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
据历史记载，明太祖在位期间曾两次下诏，让江南的戒德高僧举行超度法会，自己和群臣也跟随膜拜。同时，对佛教中出现的杂乱现象进行整顿，以顺应民意，安抚民心。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经典亦亲自进行注释，最典型的就是对《金刚经》的注释，名之曰《集注金刚经》。上行下效，权臣也是纷纷仔细研读《心经》和《楞伽经》等佛教典籍。
对于道教，明太祖认识到其有助政治统治而加以尊重利用，同时加强管理。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云：
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
从这段文字可分析出，明太祖认为佛道对儒家思想有着积极的补充作用。具体到道教内部来讲，全真道讲求内心的修炼，正像佛教的禅宗一样过多地关注自身的提升。而正一道还能够教化人伦，敦厚风俗，其功能要大于全真道。具体而言，朱元璋对待道教派别的详细政策措施，主要有尊崇优待正一道首领、修建宫观、注释刊行道教经典等。
朱元璋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就向正一道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示意密切双方的关系，特发《招聘榜文》如下：
仰总兵官及有司官员访求天师，多有招聘，礼请入山，依前住持道教。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诸人毋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皇明恩命世录》卷二）
这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对天师的尊奉之情，明确规定不准破坏道观的设施和建筑，以免亵渎了神灵；规定旧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以示对龙虎山天师道的尊崇与优待。但是，从本质上分析，朱元璋是利用道教的辅政作用。如他在给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的《回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书》中这样写道：
以此辅国济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灵名历四十余代而愈著也。今吾师既临乃祖之位序，当继乃祖之成烈，有非他术之可同者。愿师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灵之迹盖显。（《皇明恩命世录》卷二）
不难看出，在对待道教的具体政策上，明太祖更多地是看中其政治辅助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历史上皇权高于“教权”、皇权至上的政教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宗教管理方针采取的是具有功利性和政治目的性的策略。有史可证，《明史·周颠传》记载：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谒长官，曰“告太平”。……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太祖将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视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利用宗教来辅助政治统治，并神化其力量。
可见，统治者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教，笼络和厚待宗教首领，来为其统治作维护；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和管理佛道等宗教的活动，使其不超出统治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专制统治者政治政策的双面性。中国封建政权对待宗教的实用功利，“神道设教”的深厚传统在这里体现得一览无余。
明成祖朱棣也倡导三教合一。他利用道教维护统治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编撰大量善书，并撰有《为善阴骘》一书，将儒家孝的理念和道教思想中的“感应”思想融合起来，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以发挥佛道二教敦人伦、助王化的功用。
清代雍正皇帝曾颁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同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则可以福吾亲，可以资吾君之安天下。”（《道藏辑要·雍正上谕》）
由此可见，封建帝王在政治上采取的是儒释道均等的政策，提倡三家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以儒为主，佛道二教为辅，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使它们共同为王朝的统治服务。
综上所述，道教与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在总体上呈现出彼此融合的现象，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同时并没有消弭掉儒释道各自的特点。
三教合流，劝善导俗。佛道两教在民间社会，互为表里，出现仙佛不分的信仰格局。正如《易大传》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我们说这种融会贯通儒释道文化理念的思维模式，重在劝善和对民众的教化，倡导彼此间的交流和融合。对此，我们应贞定其异、感应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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