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神是钟情于孩子的。诗人在青春年少时就飞光耀彩的不在少数。李白年少时就“开口成诗，挥翰霞散”。杜甫人们称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李贺六岁就能写诗。王阳明十一岁写“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台湾诗人郑愁予十五岁发表处女作。西方的诗神也同样钟情少年。希腊的诗神阿波罗同时也是青春之神。意大利诗人但丁七岁给阿特丽斯写情诗，德国诗人席勒十四岁写了史诗《莫泽》，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十七岁写下处女作《仿斯宾塞》，拜伦十九岁出版处女诗集《悠闲的时光》，“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8岁能用法语写诗，十五岁写了成名作《皇村怀古》。儿童诗人少年诗人青年诗人，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诗与孩子是天然联盟。首先诗是用语言作画，通过意象意境来表情达意，诗歌创作特别需要鲜活敏锐的形象感受力，孩子们特别富有的就是鲜活的感受力和发达的形象思维。其次，诗是情感的精灵，诗歌创作需要高强的情绪情感体验，而初涉世事的孩子比较容易情绪化容易陷入情感的旋流，就情感的丰富与强烈而言没有哪个年龄段比得上他们。再次，诗歌充满节奏感和音韵美，特别适合孩子们的胃口。还有，写诗特别需要想像力，诗的语言往往是没有逻辑的跳跃式的，意像往往是多个片断组合与叠加的，这正符合孩子们的特点，他们想像力丰富，思维跳跃性强。
所以，学校教育应该让孩子们从“作文考试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教孩子们写诗！
翻开历史，中国的孩子曾经是这样的：当他来到春日的河边，看见一群大白鹅在清澈的水里嬉戏欢唱，便会拍着手高兴地脱口自创“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当他被兄长逼迫，痛苦万分，在七步之内便能写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他站在古原上作揖送别友人，心中无限怅惘，便会含泪低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青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样的才情这样的风雅在当代似乎已经不容易看到了。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
毋庸置疑，当今教育显然是优越于民国的，可是为什么钱老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考试取消写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没有诗心则难养大师。
也许是因为我们太过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吧。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思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动作思维阶段、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和抽象逻辑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是孩子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于是我们的教育不遗余力地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中考高考的材料作文充满了思辩色彩。训练抽象思维能力无疑是对的，只是在写作要求中，我们不该将“诗歌除外”，如果非要除外不可，那么我们至少要留一个空间让学生写诗。中考高考一旦“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所有的考试都随之将“诗歌除外”了；所有的考试将“诗歌除外”之后，老师就不教写诗了；老师不教写诗，学生就不会写了：长此以往，写诗的传统尤其是写古体诗的传统就很难延续了，这样，几千年华夏的诗脉就要断送在我们的手里。而诗词文化是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珠穆朗玛峰啊！这条文脉怎么能断呢！
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们写诗。
中国最有创造能力、最具有雄图霸略的时代是诗经和唐诗宋词的时代。唐朝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进士。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唐高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
可见唐朝科举考试考的主要内容就是诗赋，而且把考试的重点放在“有创意”上。这是多么英明的举措啊！唐朝有那么多的诗人，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诗作，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唐朝参加儒家经典的考试并不被认为如何了不起，有才华的人更愿意考诗赋。如此一来，诗风自然大盛。还有那些嫌考试辛苦，单凭做诗就登天子堂的，比方说李白，他走的就是这条路。李白也是剑侠。唐朝宋朝文武不分家，很多武将都是诗词高手，唐朝有那么多边塞诗人，而大宋的岳飞能写千古绝唱《满江红》，辛弃疾更是豪放派词宗，还有宗泽陆游文天祥等等。明清以后，中国兴起八股文和文字狱，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就被掐死了，整个社会才没有了创新能力，国运也就此衰败了。
诗运关乎国运，我们一定要教孩子们写诗。
民国的教育为什么能养出那么多大师？原因很多，但是民国时期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就是这些大师往往家学深厚，能诗能文。林语堂、胡适、钱钟书、鲁迅、朱光潜、木心、冰心、柳亚子、臧克家、艾青、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茅以升、梁思成、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叶圣陶、蔡元培......这些大师有几个不会写诗的？徐悲鸿先生有一幅作品，是他站在两棵巨大的松柏下，遥望远方，脚下是乱石、流水、幽兰。上面题着：“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诗画相得而益彰。民国有不少科学家也会写诗。数学家华罗庚会写诗，气象学家竺可桢会写诗，数学家郑桐荪曾写有诗词数百篇，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诗词，著有《吴梅村诗笺释》、《宋词简评》等文学专著。地质学家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也写得好。这些大师中很多后来成为新中国各领域建设发展的顶梁柱。
诗性养大家，我们一定要教孩子们写诗。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性纯正，充满灵性，得天地风云之气，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它通达神性，通达物心，通达人性。 “诗性智慧是一种以感官的感知为基础——以感受世界，体验生活幸福、体验自然之美的能力为基础，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形象思维能力和灵感思维能力，是一种生命外射的移注力，是一种原生的创造力。”（《诗性文化源头略说》）
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维柯相信古埃及人的说法，认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经过了三个大的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里，人们具有充分的想象性创造力，维柯把这种想象性创造力称作“诗性智慧”。他所说的诗性智慧的核心意义实际就是一种创造性智慧。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是先于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这种思维是与人的直觉和想象力相联系的。
因此，写诗，养心养智慧，可以发展孩子们的创新能力。
我们一定要教孩子们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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