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er作风。

知识点一：Player作风

博弈的首要精神是做个 “player”。这个词没有特别传神的对应中文，一般翻译成参与者、玩家或者运动员。所谓 player，是能独立自主地参与博弈的人。Player 这个身份，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身份认同。我们更熟悉的自我认同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是某个学校的学生，是家庭的人、单位的人乃至国家的人。

博弈论研究的是人与人合作、竞争、特别是对抗的学问，这些都不是我们日常干的事儿。我们日常不博弈，都是做些循规蹈矩的事儿。这就使得我们一旦面对真正的博弈，会表现得很不专业，可能有一些很土的行为。所以我想分析一下 player 的自我修养。

一个合格的 player，应该拥有四个作风 —— 有限、务实、慎重、客观。这四个词非常简单，但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1.有限

你可能终生都会参加各种博弈，但每一次具体的博弈，都不是决定终生的。博弈是有限的游戏。这一局不论是赢是输，既不会影响你是谁，也不会影响你会成为谁，你还是你。

传统的社会规范是一说对抗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就好像造反一样，赢了就要当皇帝，输了就是谋逆的死罪。现代社会的博弈其实更像是体育比赛，场上是对手，场下还可以交朋友。这个订单你拿到了我没拿到，没关系咱俩不用互删微信，以后该怎么交往还怎么交往。

哪怕是竞选美国总统，我强烈反对你的政治理念，但是你当选也就当四年，我可以接受。我甚至还要打电话向你承认我竞选失败，对你表示祝贺。我甚至会在未来四年听从你这个总统的指挥。文明社会都是有限战，不是超限战。

Player 身份只是我们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博弈不是人生的全部。能接受失败的人，才有资格争取胜利。

幼儿园老师教小孩玩游戏，首先应该教的不是怎么赢 —— 而是在发现自己要输了的情况下不掀桌子，继续玩下去。三个人下跳棋，你掀桌子别人就没法玩了，那下次谁还愿意跟你玩呢？不但要玩下去，最好还要跟对手复盘切磋。赢了就忘乎所以，输了就哭天抢地，那是最土的行为。

参加博弈不一定非得赢不可。如果对手不犯错误，纳什均衡的本质是平局。遵守规则，接受失败，尊重对手，这样的人才敢于多参加博弈，才能在每次博弈之中保全自己，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 player。

2.务实

中国流行文化中有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就是喜欢比“境界”。人们总爱幻想，赢还不行，还得赢出高境界才行。

《孙子兵法》有一句叫“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这句话本来说的没问题，但是因为被后世文人过度发挥，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糟粕。历来打仗没有不靠硬军事实力的，但是就有很多文人，认为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能抵得上百万大军。

博弈的最高境界……不是“不博弈”。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以德服人，本质上是把对抗变成了文人比美。

怎么打才算美呢？靠武器好取胜肯定是不美，你看人家东方不败是“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人家独孤求败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甚至最高境界还要做到“无剑”、“以神驭剑”……但是真实世界里有哪位高手是这么打仗的，梅西能不能用眼神射门？

又或者梅西并不是天下最厉害的球员，天下最厉害的球员其实是在巴萨俱乐部扫地的一位老人？

你辛辛苦苦地正在备战，他给你来一句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这不荒唐吗？把最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很有戏剧性的幻想，但参加博弈你得尊重比赛。博弈论不是研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怎么实现最可能。真实世界里的高手都需要给合作者正确的预期，哪有刻意隐瞒高手身份的？

新手常常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很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成立了投资公司，在华尔街炒股。如果你认为你连理论物理都能玩转，炒股等于是降维打击，你会遭到惨痛的失败。

“降维打击”是个幻想。任何成熟的领域都根本没有给你降维打击的机会。如果你以为你知道华尔街不知道的，那最大的可能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现在大多数去华尔街的数学和物理学博士是给别人做量化分析打工的。

3.慎重

Player 是利益攸关的人。如果你的言行会牵扯到利益，你的作风就会是慎重的。

中国有句话叫“文人相轻”，美国其实也不例外。看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教授，经常互相攻击，有时候能吵得很难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对这种现象有个精准的评论 ——

“学术界的政治斗争之所以这么恶劣，恰恰是因为涉及到的利益太小了。”

说白了就是文人相争都是打嘴仗而已，谁胜谁负不值得严肃对待。基辛格这句话可能是受到了美国政治学家华莱士·塞尔（Wallace Sayre）的启发，现在这个说法被总结成了“赛尔定律” ——

任何争论中，感情的强烈程度和所涉及到利益的价值成反比。

作为 player，你不能轻易挑起争端，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透露相关信息。你要是有影响，就得注意影响。

而且你最好时刻都注意言行，平时也把谨慎做成一个范儿。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办公楼新装了无线网络，大学的一个技术员到我办公室来测试信号强度。我们闲聊了几句，他问我对学校IT部门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不喜欢微软的邮件系统，能不能改成谷歌的系统。他说现在还不行……不要引用我的话（don’t quote me），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消息，他很想告诉我，但是他作为从业人员没有资格对外宣布消息，所以他特别声明，把谈话内容限定在私人范围内。我肃然起敬，这是一个 player。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他应该不会介意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

4.客观

你注意到没有，中国运动员接受记者采访，几乎从来都不用“我”这个词 —— 他们都是用“自己”这个词来指代自己。比如说“今天教练的安排如何如何，上场之后自己如何如何，自己今天也比较有信心吧……”

很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教练就不用“你”来指代队员，“自己”是个特指的词。“自己”是个第三人称。与“自己”相对的是对手、队友、裁判和教练，“自己”是这些 players 中的一个。这是一个跳出自我看自我的客观视角。这是把作为 player 的自我和其他自我区分开来。这是“无我”。

参加博弈，其实就是老老实实地考虑这些因素 ——

1. 这个博弈是什么，我想要什么；

2. 我现在有什么，我可以放弃什么；

3. 对手的情况

你输入相关的条件，寻求一个限制条件下的最优解。这就好像是做一道数学题。而人们平常的思维习惯，是顺着自己的感情波动，从情感最强烈的地方开始浮想联翩，渴望这个担心那个，根本就不是分析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是个非常高的要求，一般人总是从自己的“人设”出发做事。比如我们假设有一个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因为被外国怀疑不当使用了技术，而受到调查，现在国际舆论对我们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在国外搞媒体公关，应该怎么做呢？

人的本能是从自己的视角说话：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公司，我们的员工付出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公司现在无比强大，你们服不服吧…… — 你这么想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你想从这次公关中得到什么呢？你想得到的是公司在国外的核心利益不受侵害，是对方的市场，是对方的认可，哪怕对方的同情都行。

正确的应对是考虑对方怎么想。管用的公关必须站在对方视角说话，先同步，才能领导。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Player，那是有气质的。

知识点二：大人物为什么没意思

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创新者遭遇窘境，明星学者的立场失去悬念，这些故事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革命者会反对新的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年轻人才永远有机会。

你是否注意到，越是大人物说话就越没意思。比如说，假设比尔·盖茨到中国访问，一家主流媒体给搞了个深度访谈，你会特别想看这篇访谈吗？

他从微软退休以后说的话永远都是这几句：我如何热爱这个世界，我在非洲做了什么什么慈善，我相信科技能改变世界，你们中国很有前途……也许每次用的故事不一样，但姿态永远一样。与其看这样的访谈，我还不如上微博看人吵架。

但盖茨这样的人不可能一直都是这么没意思。他们一开始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不然怎么会成为公众人物呢？

这里面有个普遍的道理。等你成为重要人物，你可能也会变得这么没意思。

这是一个“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的故事。一个最新的版本，主人公是《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赫拉利，正在变得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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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有一篇关于赫拉利的长篇报道。

作者伊恩·帕克（Ian Parker）使用了完全写实的手法，只是描写和叙述，几乎不加评论。文章讲了赫拉利从年少求学到成为世界名人的过程，讲了他的工作和生活风格，他对冥想的爱好，他作为同性恋者的感情经历，这些都算正常。但这篇报道中最强烈的信息是，赫拉利现在是一个思想商人。

赫拉利在以色列有个公司，雇佣了十二个人，专门负责推广他的书并且形成周边产品。这些人非常精准地营销赫拉利，我看他们简直就是把赫拉利给控制起来了。

他们对赫拉利当前知名度的定位是“麦当娜和史蒂芬·平克之间”。2017 年达沃斯论坛邀请赫拉利出席，赫拉利团队认为给的位置不好拒绝了。2018 年达沃斯论坛安排赫拉利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对谈，他们才同意出席。他们对赫拉利跟谁公开座谈、谈什么非常敏感，但是敏感的不是思想碰撞有没有意思，而是是否有利于获得更大的知名度，是否能维护良好形象。

以及能拿到多少钱。赫拉利参加私人论坛的出场费超过三十万美元，他的公司是个盈利公司。这些其实都无可厚非，但是赫拉利的犀利，好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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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之所以那么流行，是因为这是一本非常犀利的书。赫拉利提出智人的超能力是想象虚构的东西，说农业革命对人的幸福而言是个错误，说小麦驯化了人类，这些思想都引起过争议。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担心人工智能会夺走人的工作，猜想未来世界会有很多无用之人，“神人”会取代我们智人，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那现在赫拉利有没有什么新的、能让思想震荡的说法呢？没有了。

赫拉利的第三本书，《今日简史》，几乎没有任何新东西。你要问赫拉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三件事儿：核武器、生态环境和技术 —— 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你要问该如何应对这些大问题，赫拉利只会说各国必须联合起来一起解决，我们要专注！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联合起来专注于干啥呢？赫拉利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赫拉利的读者，曾经跟赫拉利有过交流。一个有思想一个有权力，俩人见面聊了什么呢？聊吃素。《人类简史》里有一段描写现代食品工业对动物太残忍了，内塔尼亚胡读了之后决定每个星期一吃素。

赫拉利的团队给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他对任何敏感议题表态。如果媒体让他谈谈对以色列大选的看法，他绝不会公开支持任何一方 —— 他不能随便花掉自己的信誉。

赫拉利一直鼓吹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去硅谷各大公司演讲。他会说一些模棱两可没有营养的话，不想让 Google 们把自己视为敌人。他曾经激烈批评 Facebook 控制人的思想，但是这不妨碍他去扎克伯格家里做客，然后说“我认为扎克伯格不是个邪恶的人”。

但是赫拉利坚持了自己的论点。他的最新说法是两百年后就不会再有智人了。而正在掌握更多数据的中国，是他的最新假想敌。

帕克问赫拉利，那我们作为个人，该怎么办呢？他说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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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远远不是外行想象的那样，本质上都是机器学习，非常笨拙，应该叫“人工不智能”。用基因工程创造新人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演化已经把人的基因调节的很好了，而且像智商这样的功能往往都有数十个基因共同起作用，根本就没法调……

赫拉利了解这些知识吗？帕克倒是在报道中对赫拉利的物理知识有一次吐槽。赫拉利跟帕克聊到信仰的力量，说信仰就好像物理学中的“弱力” —— 虽然弱，但却是把原子核凝聚起来的力量。可是赫拉利说错了！把原子核凝聚起来的力量是“强力”，弱力其实是让原子核*分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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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有一个团队，史蒂芬·平克只有一个出版经纪人和一个演讲经纪人，但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这些明星学者就好像艺人一样到处参加活动。平克说有些活动是太有意思了，有些活动是太赚钱了，这两种他都不能拒绝。

赫拉利和平克联合做过一期电视节目。观众期待的是思想碰撞 —— 节目的设定正是如此，两人一个扮演技术进步的支持者一个扮演反对者。但他们不会在辩论中真打起来，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是节目。

“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是这两年新近崛起的明星学者，他也曾经试图跟赫拉利约一场辩论节目，被赫拉利团队否决了。团队担心跟彼得森辩论会陷入混战，影响赫拉利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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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和平克这帮人，已经从学者变成了品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要为思想负责，而且还要为很多人负责。如果你要为人负责，你就会变得没意思。

你会越来越被自己的“立场”所束缚。

普通人 —— 比如中国网民 —— 喜欢表达立场。比如说中国运动员孙杨被禁赛八年这个事件，有的人一听就立即表态支持孙杨：孙杨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要支持中国人。立场表达让他有了存在感，他也许会为了表达立场而去寻找一点论据，但是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有没有技术含量。

而普通人的立场又很容易改变。等到事件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他发现原来当事人居然做出那样的事情，那我肯定反对他：我是聪明的好人，聪明的好人不跟愚蠢的人站一起。他的立场经常反转。

如果你把立场比喻成爱情，普通网友的爱情是浅薄的。他们动不动就表白，可以对任何人表白，但是也只有表白。

而大人物，把立场视为婚姻。他们会用各种科学有力的观点去经营自己的立场。他们哪怕在内心对某个议题倾向于某个立场，也绝不会轻易表达出来：因为离婚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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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说你是个进步主义者，你出了好几本书赞美技术进步，你有很多粉丝，比尔·盖茨说你的一本书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

那你能说，哎呀，我跟赫拉利对话之后，觉得还是他说得对，我宣布改变立场，我以前写的书都有问题……吗？你让粉丝和比尔·盖茨情何以堪。

不但不能改变立场，而且还必须时刻重申原有的立场，因为你是一个品牌。对赫拉利的公司来说，指望赫拉利每年出一本书给老读者提供新鲜刺激是困难的，但是开拓新读者似乎更容易一些。公司正在开发《人类简史》的青少年版、少儿漫画版和电视纪录片版。

而这些都要求赫拉利在每一个场合重复宣讲他以前的论点。代价是让老读者感觉他变得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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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的“有意思”，是一种先锋感。或者是对一个敏感的议题大胆提出一个鲜明的立场，或者是突破自我，改变人们熟悉的立场。这两件事都不适合成熟的思想品牌去做，可是难道“思想品牌”，不就得经常提出新思想才行吗？

这是一个悖论。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教授曾经有一个关于智库的说法，说一切智库都面临着“新”和“对”之间的悖论。

按理说，作为一个智库，你的价值是给人提供新思想。可是新思想常常有可能是错的 —— 特别是关于社会问题，你又不能先拿社会做个实验，创造性的想法都得大胆尝试一下才知道对不对。企业或者政府要购买你的服务，必然要求你给提供一个正确的建议 —— 可是正确的建议往往不新，你不说别人也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能改变的事情极其有限。

赫拉利的公司也打算升级成为“智库”，给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可是赫拉利现在对任何问题都不敢提出具体的建议 ——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具体建议，我们需要这样的智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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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和平克这样的人，遵循一个古老的命运。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只有一身本领而没有任何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打碎一个旧世界。他们是屠龙的少年。如果冒险成功，他们就能建立自己的名望和地盘。

可是有了名望和地盘，他们就不得不维护这些东西。他们发现自我重复比自我更新容易得多，发展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新创，大人物的玩法是强强联合而不是互相攻击。他们变得小心谨慎，不愿意、也没必要再去冒险。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当上了领导，学会了对任何事物都不表态的道理。他们永远只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才做总结性发言。而殊不知，当他们从一个演讲走向另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已经不再有意思了。当初屠龙的少年，已经变成了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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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创新者遭遇窘境，明星学者的立场失去悬念，这些故事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革命者会反对新的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年轻人才永远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