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处在计划经济，粮食是按户、定时、按人头、分大小限量购买的。
邻居家因为男孩多，食量大吃得多，月底时经常要到处借粮，下个月买了粮食就要先还上。那会儿流行的口头禅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人吃不饱，冬天还特别冷，几乎隔段时间就会下雪，狂风吹得大雪鹅毛般纷纷扬扬。
小院里上场雪刚化完，新的降雪又来了。每到冬天，我的手脚都会长冻疮。
尽管如此，小孩们还是很喜欢瓦房的屋檐下，那长长的冰凌，冰凉透明坚硬。
一个人负责用长竹竿捅，令一个人就站在下面接住。捅下来后就戴上手套抓住粗的一端，冰凌成了冰剑，嘭嘭对打几下碎成渣。
这时候，我家西窗玻璃上就会有个透明的圆圈，是哥哥用嘴和出来的。
从圆圈向外看，可以看到马路，我们几个每天轮流趴在那里，眺望马路的尽头，盼望着姥爷早点到来。
马路上没有公交车站，骑自行车的人也不多，离家最近的车站也要走半个小时。
早晨从热被窝里一觉醒来，却发现姥爷已经到家了。
地瓜干、玉米面、红豆、花生还有一咬一口水的大青萝卜。
只要是他们地里种的，都要挑选最好最大的，装满整整两个大麻袋，我们雀跃了: 有食物了！不挨饿了！
但我那个时候，忘记问问姥爷：他一个人的肩膀，是怎样从几百里之外抗过来的。
姥爷脚上穿得是笨厚的“蒲袜”（当地的叫法），蓝布做的老棉裤用绳子扎紧裤腰，同面料的棉袄刺愣着，我们叫它“撅腚小棉袄”，因为短，人一弯腰就感觉到冻腚。
一直务农的姥爷心宽体棒，腰板直、走路带风大步流星。60多岁的样子，花白的短发贴着头皮，倚着屋墙坐在午后的阳光里，一脸满足看着我们。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他喝几口白酒、吃一粒油炸花生米、手抿抿下巴，看我们争抢吃着他抗来的米面，呵呵呵呵笑出声，露出了牙花子。
印象里的老爷，一直就留在这个样子里。
年少的我们在成长，几乎忘了随时间的流淌，姥爷会渐渐老去，会因为走不远了，与我们的见面一年少于一年......
二
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姥爷活得很不容易。姥姥走的时他还不满四十几岁，六个孩子只有大儿子刚结婚，最小的儿子只有3岁。
他没再娶，孤单地守着几个小孩子，一夜一夜数着日子过，一年一年盼孩子长大。
孩子大了，日子就会好了。
可是，二儿子随军校迁到了千里之遥的内蒙，后复员返乡；凭学习好闻名乡里的小儿子赶上文ge,与大学错过。
他咬牙挺着了，无怨无悔地带着儿子们下地种田，养活一家。
盖房建屋，儿子们结婚生子了；积攒嫁妆，三个女儿也嫁人成家了。
刚想喘口气歇一歇，不测风云又来了。
先是替他分忧的大儿子患癌，折磨了三年，撇下老父亲和孤儿寡母走了；后来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生孩子大出血，一身两命。
白发人送黑发人，想起来就痛断肝肠。
村里人听见姥爷在叹气，但他还是挺立着，头发全白，皱纹更深。
但愿时间治愈过他饱经风霜的心灵。
因为心宽，姥爷的身体就没得过毛病，腹疼水、退烧片就是他的药，包治他所有的不舒服。
那次还是妈妈发现在姥爷的脸上有个肉瘤，不疼不痒慢慢增长。
妈妈要姥爷去医院做检查，他说啥都不去：“不碍我吃也不碍我喝，去医院干什么。”
回到村里，赤脚医生告诉他一个偏方：用大蒜汁常擦。后来还真自愈了。
后来我们长大了，有能力尽孝心时，姥爷也到了风烛残年。
可他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就想依靠儿子们生活。于是女儿们多出钱，姥爷就在几个儿子家里轮流居住和吃饭。
谁成想，儿媳的脸色和给他吃的饭菜一样，竟然越来越差，苍老的姥爷心冷之极，但他还是委屈着自己，退出了儿子们的家庭。
远方我们还在按时汇钱，一直以为他过得很好。有几天妈妈一直心跳难安，于是，妈妈、爸爸、哥哥和我全都请了假，一起去看姥爷。
荒凉的田野中，一间四处透风的简易房，那是生产队为看护地里的庄稼而临时搭建的。
土炕上的姥爷，紧闭双眼、看着似乎没有了呼吸，一张已经没边的破席压在他的身下，几十元钱露了出来。
妈妈爸爸急忙拉着我们走到他身边，哥哥和我大声喊着：“姥爷！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再后来，舅舅、舅妈和家里的亲戚来了，忙着给姥爷洗脸洗身、穿衣服、穿鞋袜......
谁哭了？谁没哭? 也都忘记了。因为我对眼前的一幕，不敢置信也无法接受。
眼泪里，亲情在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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