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效看知识分子的性格缺陷
梁效是谁？今日年轻的博友（1976年以后出生的）肯定有不少人不知梁效为何人。其实，今日的任仲平和梁效有一些相似，只不过领导不同，办公方式不同。如果您还要问任仲平是谁？那我只能苦笑，哑然无声。可能这篇博文不适合您悦读，只好说声对不起了！
1975年至1976年，我没少读梁效的文章，因为那时我是西岗子煤矿工人业余理论辅导组的成员，每个星期六，我们理论辅导组几十人都要在煤矿革委会会议室学习一天马恩列斯、毛泽东思想，当然少不了红极天下的梁效的文章。
多年过去之后，我才知道梁效这个北大、清华大学组织的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均是真正的文化大师，他们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均是一方学界的专家、泰斗。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哪个不名盖中华？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哪个不是文史学术精英？
有文章指出：“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梁效的文章主要是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然而这是明面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暗里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的，他们玩的是阴谋文字。然而这些人是坏人吗？绝对不是！他们的品质、睿智、学识、文采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相比，只比当今知识分子高而不比他们低。
梁效那些人理论功底深厚扎实，文笔老道、思维缜密，文章捭阖纵横、汪洋肆意，大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之势。梁效的文章那时已经达到“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轩冕：高级职位）；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杀人比兵器更厉害）”的程度。只是可惜了，他们追随错了人，他们生错了时代。
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公允地给予结论：这些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也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他们忠诚祖国和民族，但狂热地卷入了斗争哲学里面，认定了一党之内、一国之内必然还要有很多坏人，他们随时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随时准备让人民重吃二茬苦，重受二遍罪。
梁效继承了千百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秉性，忠君忠到愚昧时。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歪理邪说的制造中去。他们几年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格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往往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沉默便是非常时期知识分子的最好抉择。
回首历史，当年掀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规定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呢？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环境，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是很难扛得过去的。但是退言之，我们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恶劣环境去害人呢？我们能不能缄默其言呢？
是的，我们很少有人能成为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但我们能不能不主动依附别人去陷害另一些人呢？
我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过惯了一种优越的生活，当形势出现复杂局面需要他们选择时，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顾怜自己，那种躲事、怕事的懦弱心理，那种君臣不可逆变的思维，都让他们选择屈服、妥协甚至被迫出卖人格、良心。
我们谁都不是圣人，孰能无过。但历史和现实有权利要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能保持操守和做人的道德底线。而作为人类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地秉持良心和公平，不依附任何恶势力，努力将自己的智慧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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