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晚年回忆录《师友杂忆》，以自己人生为经，自少至长，效编年体，以师友交往为维，多纪其始终，效纪事本末体，言简意繁，平易诚挚，颇为可读。
读此书，可知钱先生为学次第，而其学术思想生成及转折，读书自得之外，诸多师友讨论辩难，亦有以启之。如谓“余中年后，治学喜史地，盖由顾师导其源”， 顾师指顾子重先生，受聘任教于钱穆所在的无锡荡口果育学校高级班。华紫翔先生曾开暑期讲习班，专教果育高级班，钱先生谓“此后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紫翔师此一暑假讲习班上所获入也”。1912年，钱先生受聘三兼小学，得读毛奇龄《四书改错》，“书中谓朱子注有如是多之错误，大为惊奇。自后知读清代乾嘉诸儒书始此”。
1913年钱先生在鸿模学校教书，勤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谓“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受自夏氏”。1919年，钱先生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杭州购书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余八九年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张本”。抗战后钱先生任教西南联大，转移中游南岳，在图书馆借读王龙溪罗念庵两集，“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皆撰写专文。是为余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联大文学院在蒙自开课，钱先生与陈梦家先生时有过从。一夕陈先生遂劝钱先生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此不为一己学术地位计，而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又一夕，陈先生续申前议。钱先生谓“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至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陈梦家先生，先为新月派诗人，后究心古文字、上古秦汉史，文革中在家中上吊自杀。
钱先生专意学问，与政治少关涉，但不可谓无深识。尤其在红旗南挥之际，避地香港，使大陆少一冤魂，亦不可谓无决断。当时一辈知识分子，遭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实多顾忌，对共字号新政权多以人为善之心，抱有深望。钱先生祖叔孙卿，劝其勿离去，钱先生“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现在回头看，一叶知秋，实关生死。钱先生曾游西安，参观张学良读书处，知张好读书，叹其“终不失为同时军人一佼佼者”。但人终不可以读书与不读论，“至如毛泽东在北平接客室中，乃堆有大批古籍，知人论世又岂在此一端上，则难于言之矣”，言下之意或许是，同好读书，一成为英雄，一成为暴君，世事真是难说啊！
中国近代史，实为一中国受害史，施害人，内为乱主，外为日本。乱主以其不用心，或少些危害，日本以其用心，为害犹深。钱先生云：
“余在北大任此课时，又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或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历年数。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又云：
“余在昆明时，有联大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者，临行前来求赠言。余告以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余观日军来犯，军中必有熟此书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抗战前钱先生读日人泷川氏之《史记会注考证》，发现其考证实疏，而备引《方舆纪要》不厌，故知顾氏此书必为日人有野心者所重视。
日本人的认真，尤其是在干坏事儿上的认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学了去干坏事儿。因为，反侵略需要认真，反压迫也需要！
钱先生此书，上班地铁来回，匆匆一读，吉光片羽，皆堪玩味，以后还要多翻翻。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2008年第6次印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