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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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察傳》原文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
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不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
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壹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壹而足矣’。故曰‘夔壹足’,非‘壹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壹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壹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壹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壹人之使,非得壹人於井中也。”求聞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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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察傳》譯文
傳聞不可以不審察,經過輾轉相傳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所以狗似玃,玃似獼猴,獼猴似人,人和狗的差別就很遠了。這是愚人所以犯大錯誤的原因。
聽到什麽如果加以審察,就有好處;聽到什麽如果不加審察,不如不聽。齊桓公從鮑叔牙那裏得知管仲,楚莊王從沈尹筮那裏得知孫叔敖,審察他們,因此國家稱霸於諸侯。吳王從太宰嚭那裏聽信了越王勾踐的話,智伯從張武那裏聽信了趙襄子的事,沒有經過審察便相信了,因此國家滅亡自己送了命。
言辭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線,不可不分辯清楚,這是聖人需要特別慎重對待的問題。雖然這樣,那末靠什麽方法才能做到慎重呢?遵循著事物的規律和人的情理,用這種方法來審察所聽到的傳聞,就可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了。
凡是聽到傳聞,都必須深透審察,對於人都必須用理進行檢驗。魯哀公問孔子說:“樂正夔只有壹只腳,真的嗎?”孔子說:“從前舜想用音樂向天下老百姓傳播教化,就讓重黎從民間舉薦了夔而且起用了他,舜任命他做樂正。夔於是校正六律,諧和五聲,用來調和陰陽之氣。因而天下歸順。重黎還想多找些象夔這樣的人,舜說:‘音樂是天地間的精華,國家治亂的關鍵。只有聖人才能做到和諧,而和諧是音樂的根本。夔能調和音律,從而使天下安定,象夔這樣的人壹個就夠了。’所以說‘壹個夔就足夠了’,不是‘夔只有壹只足’。”宋國有個姓丁的人,家裏沒有水井,需要出門去打水,經常派壹人在外專管打水。等到他家打了水井,他告訴別人說:“我家打水井得到壹個人。”有人聽了就去傳播:“丁家挖井挖到了壹個人。”都城的人人紛紛傳說這件事,被宋君聽到了。宋君派人向姓丁的問明情況,姓丁的答道,“得到壹個人使用,並非在井內挖到了壹個活人。”象這樣聽信傳聞,不如不聽。子夏到晉國去,經過衛國,有個讀史書的人說:“晉軍三豕過黃河。”子夏說:“不對,是己亥日過黃河。古文‘己’字與‘三’字字形相近,‘豕’字和‘亥’字相似。”到了晉國探問此事,果然是說,晉國軍隊在己亥那天渡過黃河。
言辭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線,不可不分辯清楚,這是聖人需要特別慎重對待的問題。雖然這樣,那末靠什麽方法才能做到慎重呢?遵循著事物的規律和人的情理,用這種方法來審察所聽到的傳聞,就可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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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呂氏春秋》篇名。“察傳”即明察傳聞之意。文中認為傳聞中的事物往往有似是而非之處,應加以審察、深思和驗證,否則將鑄成大錯,甚至導致國亡身死。文章多用寓言故事為論據,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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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呂氏春秋·察傳》全文分為三大部分,第壹部分是總論,論證傳聞不可以不審察,否則就會犯下大錯誤。第二部分通過壹系列的例子,舉例論證第壹部分提出的“夫得言不可以不察”同時進壹步的提出分論點來闡明該觀點,提出“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不聞矣。”“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等為主要的兩個分論觀點。第三部分通過對上述部分的論證總結觀點,並且提出解決方法和途徑。文章大體上是總—分—總的結構模式。
《呂氏春秋·察傳》主要篇幅集中在論證的過程,因此第二部分為篇幅的主體,第二部分有兩段,兩段皆采用先例後論的方法,使用總分的結構,先提出分論點,再從不同側面舉例論證。兩段不同之處在於第壹段采用的是正反舉例論證,作者通過齊桓公、楚莊公的例子證明表達“審之也”的效果,選取吳王、智伯的例子從反面證實“不審也”的後果。第二段在提出分論點之後,采用先敘後議,先破後立的方式,結合論點舉出三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例如拿“夔壹足”來說事,孔子否定了夔只有壹只腳的說法,而且哀公似乎也知道夔是人,還是樂正,但是不知從哪裏聽說夔只有壹只腳,問孔子夔是不是只有壹只腳。孔子最後引用舜對夔的評價,指出夔能調和樂律,“以平天下”,像夔這樣的高人,有壹個就足夠了。孔子並沒有從正面否定魯哀公的觀點而是通過引用其它觀點,從反面否定哀公的看法,以理服人。如果說魯哀公的例子是壹個反例的話,那麽宋君的事例就應該是正面的解說,世上所傳奇聞怪事很多,但聽到的任何傳聞,都應該認真地考察壹下,看它在道理上是否講得通。要謹言慎聽,不要盲從。第三個例子更進壹步的肯定分論點的正確性,子夏不盲從於史書的記載,大膽的提出自己的看法,並通過實際考察、論證自己的觀點,從而肯定自己的正確性。由此得出結論,凡是聽到的傳聞,都必須深透審察,對於人都必須用理進行檢驗。
《呂氏春秋·察傳》在最後壹部分說:言辭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線,不可不分辯清楚,這是聖人需要特別慎重對待的問題。強調思維及其語言表達有其確定性,是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之壹。由於名、辭多有同音、同形而異義,象形而辭不同等現象,壹旦把多義詞的不同意義混淆、錯用,或者把具有歧義結構的言辭交付交際實踐,或者把筆形相近的字詞張冠李戴,就容易導致表達喪失確定性,從而造成彼此的誤解,以至言語交際無法正常進行。然後,作者又給讀者提出了解決的方法,遵循著事物的規律和人的情理,用這種方法來審察所聽到的傳聞,就可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了。
《呂氏春秋》,亦稱《呂覽》,為秦相呂不韋集門客各著所聞而成。內容以儒道思想為主,兼及名、法、墨、農及陰陽家言,匯合先秦各派學說,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共26卷,160篇,為雜家代表作之壹。 《察傳》是壹篇典型的議論文,作者並沒有過多的強調個人的感受和看法,而僅是通過不斷的舉例解說,以理服人。文章結構清晰,語言質樸無華,似有“言有盡而意無限”的意蘊。
另外對於這篇文章內容,後人還從中總結了兩句成語“三豕涉河”〈孔子家語 七十二弟子解〉作“三豕涉河”比喻文字的訛誤。另壹個是“豕亥魚魯”晉葛洪〈抱樸子遐覽〉“書字認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後以“豕亥魚魯”謂書籍傳寫或刊印中的文字錯誤。可以算作〈察傳〉對於後世成語擴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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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簡介
《呂氏春秋》是在秦國丞相呂不韋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壹部黃老道家名著。成書於秦始皇統壹中國前夕。此書以儒家學說為主幹,以道家理論為基礎,以名、法、墨、農、兵、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為壹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壹統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壹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 《呂氏春秋》作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註重博采眾家學說,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壹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屬於道家。所以《漢書·藝文誌》等將其列入雜家。高誘說《呂氏春秋》“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這說明最早的註釋者早已點明《呂氏春秋》以道家為主導思想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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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概括
《呂氏春秋》是先秦時期黃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當時正是秦國統壹六國的前夕。其書“基本上以道家為宗,取各家之長而棄其短,所以能成壹家之言。”是秦漢道家的代表作之壹。呂不韋是秦國壹代名相,任職於戰國末年。呂因散盡家財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孫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繼位為秦莊襄王後,被任用為秦國丞相。
在戰國時期,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並在這方面要爭個高低上下。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多達三千人。與四公子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並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卻十分註重文才。原來,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素來善於謀略,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再說秦國猛將如雲,軍力強大,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還有壹個原因,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廣為流傳,不但天下聞名,還可傳之後世,永垂青史,這壹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但他可以借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願望。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
待到壹切準備就緒,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等到文章交上來後,五花八門,寫什麽的都有,古往今來、上下四方、天地萬物、興廢治亂、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論及,許多文章還有重復。呂不韋又挑選幾位文章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歸類、刪定,綜合在壹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號稱《呂氏春秋》的書是傑作,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就這樣寫道:“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為了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壹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在鹹陽的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壹字,即賞給千金。消息傳開後,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在內,卻沒有壹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當然,這不壹定就證明《呂氏春秋》字字珠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威勢,沒有人願意出頭罷了。不過,這樣壹搞,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
值得壹提的是,這部作於戰國時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壹定的參考價值。《呂氏春秋》以道為主匯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體現了道家的優點與特色。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呂氏春秋》,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業上確實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沒。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稱之為《呂氏春秋》。 “刻舟求劍”的故事就出自《呂氏春秋·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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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內容簡介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壹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戰國晚期的呂不韋,是壹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國君,進入政治高層。他誌向宏大,主編《呂氏春秋》,留下了“壹字千金”的典故。後人壹般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著特殊的價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內聖”,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系調適,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壹個完整的體系。《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啟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古希臘曾經誕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諾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張自然法,到古羅馬的西塞羅,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系化。自然法學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習慣法),而超越於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於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人定法則由於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於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於自然法來證明,不合於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於自然法為“善法”,不合於自然法為“惡法”,惡法非法。在中國,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壹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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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思想特點
《呂氏春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壹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規模宏大,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每紀五篇共六十篇,八覽每覽八篇(《有始覽》少壹篇)共六十三篇,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壹篇,共壹百六十篇。十二紀按照月令編寫,文章內容按照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排列,屬於應和天時的人世安排,體現了道家天道自然與社會治理的吻合。
八覽以人為中心,基本上屬於察覽人情之作,圍繞人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個人修養展開。六論以人的行為以及事理為主題,包含了人的行為尺度、處事準則、情境條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見,《呂氏春秋》不是隨意編寫,它有著嚴密的計劃和預設,按照天、地、人三個層次的互相呼應確定主題,展開論述,體現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說:“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它試圖歸納出治亂存亡的歷史經驗,形成壽夭吉兇原因的深層認識,解釋並驗證天地人之間的壹切現象,使是與非、可與不可的道理呈現於人。
呂不韋強調遵循自然之道,從自然之道中尋找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載:“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見,呂不韋是以黃帝教導顓頊為榜樣,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規矩,只要按照天地的準則治理國家,就能國泰民安。因此,從《呂氏春秋》開始,論證統治的正當性要以大道為準,治國的價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確定。例如,《呂氏春秋》強調天下之公,做事要無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現象作為推理證據的。“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壹類;甘露時雨,不私壹物;萬民之主,不阿壹人。”(《貴公》)“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去私》)
在《呂氏春秋》中,老子說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擺在那裏。“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當賞》)這樣,天道與人事就完全吻合,違反天道的人事必將受到懲罰。更重要的是,自然現象存在著種種沖突,和風細雨和暴風驟雨都是自然天道,那麽,人事學說的觀點差別,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從自然之道得到正當性證明。後人總以為《呂氏春秋》的各種學說互相沖突是壹種缺憾,殊不知按照呂不韋對天地規則的理解,正是這種沖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呂氏春秋》雜采諸家,但又不死守壹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後人關於《呂氏春秋》的研究評價,褒之貶之,都因於此。褒之者認為它融各家為壹家,“大出諸子之右”(高誘語);貶之者認為它不過是雜貨鋪,“不足以成壹家言”(梁啟超語)。說《呂氏春秋》之長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爭鳴的大總結。如許維遹在對該書做集釋時說:“夫《呂覽》之為書,網羅精博,體制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壹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呂氏春秋集釋自序》)談《呂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進歷史垃圾桶,不過是因為其尚具有史料價值才保存下來。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稱:“壹哲學必有其中心觀念(即哲學家之見)。凡無中心觀念之著述,即所謂雜家之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不可為哲學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記述別家之言,有報告之價值,可以作為輔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貶,都與《呂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關。
《呂氏春秋》的基調是道家。從整體思想來看,這種判斷是恰當的,尤其是《呂氏春秋》的自然主義傾向,不但繼承了道家,而且發展了道家。但是,《呂氏春秋》放棄了道家消極壹面,它不僅要求人類順應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覺能動去發揮創造。而這種發揮創造則需要用自然法則來驗證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養生學說多發源於道家,《呂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這種養生不再是道家莊子學派的那種消極回歸自然,而是黃老道家積極實現人文建設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所謂養生,就是“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本生》)。由養生到治國,事出壹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壹焉,無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並非束縛人的行為,而是給人的行為提供分辨輕重緩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斷用土抇水,它就無法清澈;人生來是長壽的,但人為了物欲而勞心費神,當然折壽。物本來是養生的,而不是用生命來養物。當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輕重顛倒。壹旦輕重顛倒,為君則行為悖離正道,為臣則迷亂失常,為子則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現壹個,國家就會衰亡。所以,養生並不是像莊子那樣化入自然而消極無為,更不是背離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實現的長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車輦實是“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實是“爛腸之食”,靡靡之音實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貴,不是求名,而是重視養生。很顯然,是《呂氏春秋》對黃老道家、莊子學派的繼承,又對莊子學派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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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著作分篇
《呂氏春秋》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壹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內容駁雜,有儒、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漢書·藝文誌》等將其列入雜家。在內容上雖然雜,但在組織上並非沒有系統,編著上並非沒有理論,內容上也並非沒有體系。正如該書《用眾》篇所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顯然也是為了集各家之精華,成壹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據呂不韋說,此書對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從客觀出發,對各家都抱公正的態度,並壹視同仁的。因為“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沒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呂氏春秋·序意》)《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壹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令也。本書是在“法天地”的基礎上來編輯的,而十二紀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這壹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來作為組合材料的線索。《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八覽,有63篇,八十三篇,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顯然脫去壹篇。內容從開天辟地說起,壹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為君等。六論,共36篇,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茍}、{似順}、{士容}。雜論各家學說。《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後)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壹六國前夜。此書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壹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書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順應客觀的思想。同時,融合儒、墨、法、兵眾家長處,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面的理論體系。呂不韋的目的在於綜合百家之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以後的秦國統治提供長久的治國方略。
書中還提出了“法天地”“傳言必察”等思想,和適情節欲、運動達郁的健身之道,有著唯物主義因素。同時,書中還保存了很多的舊說傳聞,在理論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另外,書中也有壹些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應該加以分辨。司馬遷在《史記》裏將《呂覽》與《周易》《春秋》《離騷》等並列,表示了他對《呂氏春秋》的重視。東漢的高誘還為其作註,認為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即超過了諸子的成就。《漢書·藝文誌》則將該書列入雜家,所以儒家學者不再重視。
《呂氏春秋》的註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和王曉明的《呂氏春秋通詮》可以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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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各家論述
關於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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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並把它運用於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道家學術貫穿全書。它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認同先秦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主張,它說:“大聖無事而幹官盡能。”“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事。”《呂氏春秋》認為這種表面的“無為”,才能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造成混亂和危殆。應該說,《呂氏春秋》中的這些見解,來自於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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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儒家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於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認為屬於“衰世之政”。在這裏,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在呂氏眼裏,父慈子孝是出於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節葬》)縱觀《呂氏春秋》可以發現,其《孝行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壹部分同《禮記》重合。它強調:“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蕓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國事萬機,綱要在孝。“夫執壹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行》)仁義禮智,均以孝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有度》)在呂不韋眼裏,儒家學說好是好,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談不上推廣了。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量,只有通達性命之情,把仁義變為內生變量,德治才可實施。而通達性命之情,則要遵循道家的清靜無為。由此,呂氏提出了壹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似順》),所以,實現儒家的德治,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無為,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這壹辯證邏輯,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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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墨家
相對道、儒二家,《呂氏春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它基本據棄或予以駁斥。但對尚賢、兼愛之說,還是有所吸收的。《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精通》篇強調:聖人“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贊賞堯、舜“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也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相壹致。《呂氏春秋》中有壹篇《節葬》,吸收並改造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但出於活著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壹定的儀節,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故此厚葬是無益的。那麽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壹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更顯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呂氏春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名實觀,註重類比推理的正確運用,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顯然也是吸收、繼承了《墨經》中的優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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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家
《呂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明確指出:“有金鼓,所以壹耳;必同法令,所以壹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壹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壹力也;故壹則治,異則亂;壹則安,異則危。”“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這些觀點顯然與商、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呂氏春秋》對於法家“慘礉少恩”的壹面,對於《韓非子》中的種種陰謀權術,是拒斥不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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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農家
該書《士容論》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顯然是農家之言。《上農》篇重視農業生產,其理由是:“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誌也。”這就是說,倡導重農,不僅為了生產,還有“貴其誌”的目的。它接著說:“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當然,《呂氏春秋》重農並不排商,它主張先農後商,與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農抑商政策,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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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兵家
對於用兵作戰,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這壹份文化遺產,尤其是它總結出的“義務必勝”的思想,是比壹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明確反對墨家的偃兵觀。他強調,人類的爭鬥是自古以來存在的,所以軍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笞杖,豎子就會為非作歹;國無刑罰,百姓就會侵淩掠奪;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蕩兵》)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就會助長無道。需要註意的是,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他所說的義兵,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只講強國的霸道思想。
綜上所述,歷史上號稱“雜家”的《呂氏春秋》並不是混雜不分,毫無原則的。《呂氏春秋》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以道為主貫通各家學說,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如對於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齊治平思想;對於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對於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呂氏春秋》雖采取各家學說,但所采取的觀點之間,並不牴牾。因此,《呂氏春秋》可謂“雜而不雜”,具有博綜眾家的融合傾向。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所以史料價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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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思想要點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秦相國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道家著作,又稱《呂覽》。全書貫徹了呂不韋的思想文化觀念及政治主張。戰國末期政治上統壹的趨勢加強,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產生的《呂氏春秋》,註重博采眾家學說。以今人眼光衡量,《呂氏春秋》壹書的寫作目的,是為了綜合各家學說之長,指導秦國統治階級兼並六國,建立大壹統的封建王朝,並實現長治久安。它對各家學說實際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揚棄,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較合理,進步和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的內容。因而它是“雜而不雜”,宗旨明確。《呂氏春秋》明確聲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綜合進來。體現了黃老道家的優點與包容性。《用眾》篇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呂氏春秋》對先秦各家各派著重審視其優長,偏重於汲取其精粹,力圖超出門戶之見,它說:“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責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於《呂氏春秋》有這種兼容並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匯百家,以道貫之。
《呂氏春秋》繼承發揚道家齊萬物思想認為“壹則治,異則亂;壹則安,異則危。”(《不二》)思想統壹後,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壹穴。”統壹的過程,實際上是壹個批判吸收的過程。所以,《呂氏春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例如,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壹之也,天子必執壹,所以摶之也。壹則治,兩則亂。”(《執壹》)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壹統天下,但並沒有強調專制問題,《呂氏春秋》卻有了“執壹”、“摶”這樣的觀念。“執壹”和“摶”就是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備。(《節喪》)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爭的。《呂氏春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壹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意義,並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爭,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壹中國的戰爭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發展。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於太壹,化於陰陽。”(《大樂》)這就是說,“太壹”是萬物的本源,世界萬物都是從“太壹”那裏派生出來的,並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太壹”是什麽呢?它說:“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道也者,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壹。“道”就是“太壹”,“太壹”就是“精氣”。由這裏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觀表》)但值得註意的是,《呂氏春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壹個循環反復的過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會歷史觀上,《呂氏春秋》繼承了黃老道家的進步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壹也。”(《長見》)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壹環扣壹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了解過去,有助於了解今天。但是,了解過去並不意味著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壹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軍驚而壞都舍。這兩則寓言都見於《察今》。前壹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歷史觀。
《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知度》),只有這種“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呂氏春秋》還表現了壹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系起來,提出“生於度量,本於太壹”(《太樂》),又從“心”“物”感應關系,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適”的概念,強調要音“適”和心“適”,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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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艺术特征
《呂氏春秋》是壹部產生於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出於眾人之手,風格不完 全統壹。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文風平實暢達,用事說理頗為生動,仍然 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文學散文。如《重己》篇講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從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人不愛昆山之玉而愛己之玉之說起,層層深入,語言樸素懇切。《貴公》篇講“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論點,再以荊人遺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的另壹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據初步 統計,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 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呂氏春秋》在寓言的創作和運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論點,然 後引述壹至幾個寓言來進行論證。如《當務》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當的危害,然後就連用“盜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齊人之勇”和“太史據法”四個寓言來說明道理。《察今》篇為了說明“因時變法”的 主張,後面也連用“荊人涉雍”、“刻舟求劍”和“引嬰兒投江”三個寓言。如 《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 亦惑乎?”該書的寓言生動簡練,中心突出,結尾處往往點明寓意,壹語破的。弓、桓公問管仲等具體事例說明,敘述生動明快。其他如《貴生》、《用眾》、《順民》、《正名》、《察傳》、《似順》等篇也各有特色。《大樂》篇講音樂的產生、本質和功用等,語言簡潔流暢,有《老子》的文風,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聲中音律的押韻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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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呂不韋(?~約前235年),戰國末年衛國濮陽人。原籍陽翟(今河南禹州)。呂不韋是陽翟的大商人,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家產。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把他的第二個兒子安國君立為太子。而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安國君有個非常寵愛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稱之為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沒有兒子。安國君有個排行居中的兒子名叫異人(後改名子楚),異人的母親叫夏姬,不受寵愛。異人作為秦國的人質被派到趙國。秦國多次攻打趙國,趙國對子楚也不以禮相待。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孫子,在趙國當人質,他乘的車馬和日常的財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
呂不韋到邯鄲去做生意,見到子楚後非常喜歡,說:“異人就像壹件奇貨,可以囤積居奇。以待高價售出”(成語“奇貨可居”的出典)。於是他就前去拜訪異人,對他遊說道:“我能光大妳的門庭。”異人笑著說:“妳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門庭,然後再來光大我的門庭吧!”呂不韋說:“妳不懂啊,我的門庭要等待妳的門庭光大了才能光大。”異人心知呂不韋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壹起深談。呂不韋說:“秦王已經老了,安國君被立為太子。我私下聽說安國君非常寵愛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沒有兒子,能夠選立太子的只有華陽夫人壹個。妳的兄弟有二十多人,妳又排行中間,不受秦王寵幸,長期被留在諸侯國當人質,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國君繼位為王,妳也不要指望同妳長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邊的其他兄弟們爭太子之位啦。”異人說:“是這樣,但該怎麽辦呢?”呂不韋說:“妳很貧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麽來獻給親長,結交賓客。我呂不韋雖然不富有,但願意拿出千金來為妳西去秦國遊說,侍奉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讓他們立妳為太子。”異人於是叩頭拜謝道:“如果實現了您的計劃,我願意分秦國的土地和您共享。”
呂不韋於是拿出五百金送給子楚,作為日常生活和交結賓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買珍奇玩物,自己帶著西去秦國遊說,先拜見華陽夫人的姐姐,把帶來的東西統統獻給華陽夫人。順便談及異人聰明賢能,所結交的諸侯賓客,遍及天下,常常說“我異人把夫人看成天壹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興。呂不韋乘機又讓華陽夫人姐姐勸說華陽夫人道:“我聽說用美色來侍奉別人的,壹旦色衰,寵愛也就隨之減少。現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寵愛,卻沒有兒子,不趁這時早壹點在太子的兒子中結交壹個有才能而孝順的人,立他為繼承人而又像親生兒子壹樣對待他,那麽,丈夫在世時受到尊重,丈夫死後,自己立的兒子繼位為王,最終也不會失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壹句話能得到萬世的好處啊。不在容貌美麗之時樹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寵愛失去後,雖然想和太子說上壹句話,還有可能嗎?現在異人賢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為繼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寵愛,自己就會主動依附於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時提拔他為繼承人,那麽夫人您壹生在秦國都要受到尊寵啦。”華陽夫人聽了認為是這樣,就趁太子方便的時候,委婉地談到在趙國做人質的子楚非常有才能,來往的人都稱贊他。接著就哭著說:“我有幸能填充後宮,但非常遺憾的是沒有兒子,我希望能立子楚為繼承人,以便我日後有個依靠。”安國君答應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決定立子楚為繼承人,安國君和華陽夫人都送好多禮物給子楚,而請呂不韋當他的老師,因此子楚的名聲在諸侯中越來越大。
呂不韋選取了壹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於跳舞的邯鄲女子壹起同居,直到她懷了孕。異人有壹次和呂不韋壹起飲酒,看到此女後非常喜歡,就站起身來向呂不韋祝酒,請求把此女賜給他。呂不韋很生氣,但轉念壹想,已經為異人破費了大量家產,為的借以釣取奇貨,於是就獻出了這個女子。此女隱瞞了自己懷孕在身,足月之後,生下兒子名政。異人就立此姬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齮圍攻邯鄲,情況非常緊急,趙國想殺死異人。異人就和呂不韋密謀,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給守城官吏,得以脫身,逃到秦軍大營,這才得以順利回國,老家是楚國的華陽夫人給這位繼子改名為子楚。趙國又想殺子楚的妻子和兒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趙國富豪人家的女兒,才得以隱藏起來,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前251年),終於去世了,太子安國君繼位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後,子楚為太子。趙國也護送子楚的夫人和兒子趙政回到秦國。安國君繼位秦王壹年之後去世,謚號為孝文王。太子楚繼位,他就是秦莊襄王。莊襄王尊奉為母的華陽王後為華陽太後,生母夏姬被尊稱為夏太後。�莊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河南洛陽十萬戶作為他的食邑。莊襄王即位三年之後死去,太子趙政繼立為王,尊奉相國呂不韋為“仲父”。秦王年紀還小,太後常常和呂不韋私通。呂不韋家有奴仆萬人。
秦始皇越來越大了,但太後壹直淫亂不止。呂不韋唯恐事情敗露,災禍降臨在自己頭上,就暗地尋求了壹個陰莖特別大的人嫪毐(làoǎi,烙矮)作為門客,不時讓演員歌舞取樂,命嫪毐用他的陰莖穿在桐木車輪上,使之轉動而行,並想法讓太後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誘她。太後聽說之後,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呂不韋就進獻嫪毐,假裝讓人告發他犯下了該受宮刑的罪。呂不韋又暗中對太後說:“妳可以讓嫪毐假裝受了宮刑,就可以在供職宮中的人員中得到他。”太後就偷偷地送給主持宮刑的官吏許多東西,假裝處罰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須假充宦官,這就得以侍奉太後。太後暗和他通奸,特別喜愛他。後來太後懷孕在身,恐怕別人知道,假稱算卦不吉,需要換壹個環境來躲避壹下,就遷移到雍地的宮殿中居住。嫪毐壹直跟著太後,得到的賞賜非常豐厚,而太後凡事也都由嫪毐決定。嫪毐的仆人有數千人,希望成為嫪毐的門客,而自願成為太監的,也有上千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年),莊襄王的生母夏太後去世。孝文王後叫華陽太後,和孝文王合葬在壽陵。夏太後的兒子莊襄王葬在芷陽,所以夏太後另外單獨埋葬在杜原之東,稱“向東可以看到我的兒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後,旁邊定會有個萬戶的城邑”。秦始皇九年(前238年),有人告發嫪毐實際並不是宦官,常常和太後淫亂私通,並生下兩個兒子,都把他們隱藏起來,還和太後密謀說“若是秦王死去,就立這兒子繼位”。於是秦始皇命法官嚴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牽連到相國呂不韋。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眾全部殺死,又殺太後所生的兩個兒子,並把太後遷到雍地居住。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十月,免去了呂不韋的相邦職務。等到齊人茅焦勸說秦王,秦王這才到雍地迎接太後,使她又回歸鹹陽,但把呂不韋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又過了壹年多,各諸侯國的賓客使者絡繹不絕,前來問候呂不韋。秦王恐怕他發動叛亂,就寫信給呂不韋說:“妳對秦國有何功勞?秦國封妳在河南,食邑十萬戶。妳對秦王有什麽血緣關系?而號稱仲父。妳與家屬都壹概遷到蜀地去居住!”呂不韋壹想到自己已經逐漸被逼迫,害怕日後被誅殺,就喝下酖酒自殺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呂不韋、嫪毐都已死去,就讓遷徙到蜀地的嫪毐門客都回到京城。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太後去世,謚號為帝太後。與莊襄王合葬在芷陽。呂不韋墓,位於洛陽市東約20公裏的偃師市南蔡莊大冢頭村東。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道,“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覽》即《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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