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文化素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些人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以及法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那时候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他们能让自己的科学专业与整体文化素养维持和谐。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和谐被破坏了。当代科学家认为必须“获知”。他们下意识地感觉到了专业细化的危险，试图以自己熟悉的方式——获知——来恢复平衡。他们认为文化是可以获知的。他们关注最新动态，读书、看电影、听音乐，看似重复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但在精神上并未领悟，未能进入艺术的精神与道德层面。他们“知道”，他们“了解”，他们“关注”，但这一切几乎都不能转化为素养。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具体的东西。”我那位技术员朋友对我说。他沉醉于强大的电子仪器和超小灯泡，它们的神奇性能将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比功率。“思考普遍问题并非必需的，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再说，有谁需要呢……不过……”他又气馁道，“想想这些东西其实也不错……可哪有时间呢？我搞不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当然，除非有条件，整天坐办公室……”
但无论是柳比歇夫，还是别克列米舍夫，都不是枯坐书斋的学者，也从未享受过养尊处优的条件，他们都未能幸免于战前和战时的惊慌、炮火与磨难，都没能躲过现实生活中的损失与不幸。然而，当翻阅他们的书信时，你就会发现，填充其生活的不是苦闷，而是收获。
在列宁格勒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时，柳比歇夫还要兼职授课、提供咨询，帮妻子料理家务，养活一大家子人。
……在研究应用昆虫学的同时，我还打算研究系统昆虫学和普通昆虫学课题……但光做这些还不行。还得花很多时间跑商店，排队买煤油什么的。我妻子也在上班。生活很困难。我在数学上花了很多时间，坐电车也看，出差也看，甚至开会时都在演算习题。曾经有人对此有意见，但后来我向他们证明，演算习题并不耽误我听取发言和参与发言，他们也就不再较真了。出差途中我还读了很多哲学书，特别是康德的三大批判，都是我在路上读的……我记得我写过的唯一一部哲学论著，相当长，足有100页练习本纸，分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后来在基辅被毁了……
普通民众的生活，连同其全部的酸甜苦辣，也正是柳比歇夫亲身经历的。令人惊讶的不是他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挤出时间来读康德，而是单纯的阅读他还嫌不够。求索的天性逼着他去消化理解，百般验证，自行重组。读完康德之后，他就其最重要的著作写了论文，批判性地筛选与自己投契的思想。他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无论是普遍观点，还是公认的权威，都无法左右他。在他看来，思想权威与否并不取决于信众的多寡。
他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对这个词的定义是：“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不膜拜任何权威，从不信奉任何原则，无论这一原则受到怎样的推崇。”还应补充一点：柳比歇夫的虚无主义是创造性的。他所看重的不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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