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juàn)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译文：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郡的荐举，偕同上计吏到了洛阳。司马昭召见他，问他道：“听说您有许由、巢父那样归隐箕山的志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向秀回答道：“巢父、许由只是拘谨自守之士，不值得赞扬和效法。”司马昭对此大加赞赏。
拓展理解：魏晋名士嵇康，身姿如孤松独立，形貌似玉山将崩，自幼广习诸艺、博览群书，24岁初入洛阳便引得满城女子为之疯狂，许多高门贵女倾心于他，其中包括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
不久后，嵇康与长乐亭主喜结连理，嵇康也成为了皇亲国戚，与曹氏政权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门婚事在之后成了他的催命符。鲁迅先生曾经在论文人相轻的现象时说过：“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学，大半则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
魏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嵇康作为曹氏集团的嫡系亲属，他不可能不被司马政权所仇视，但他的影响力又为司马氏所需要。
司马氏弑君篡位，违背了儒家正统，引起天下臣民的不满。为了扭转舆论，司马氏集团大力拉拢士人，作为竹林七贤之首，士林文人仰慕的对象，同时又是曹魏的女婿，如果能够拉拢到嵇康，让嵇康为司马氏效力，那么也就堵住了天下人之口，司马氏也就会消除弑君篡位的舆论危机。但是嵇康性烈而耿直，拒不接受司马氏的招安。
嵇康之前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管蔡论》之文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中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戳在了司马氏的痛处，而在政治上嵇康又不愿意依附于司马氏，种种因素下，司马氏忍无可忍，终于动了杀心。
司马氏通过杀害嵇康确实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在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没有继续与司马氏抗争，而是乖乖地应官府的诏令来到了洛阳，接受司马昭接见。
史上有评：刘辰翁评：“向之此语，如负叔夜。”朱铸禹案曰：“注引《别传》所云，向为人殆一无定见者流，其对司马氏之言‘彼人’，实隐指叔夜。若是，则大负流水之奏矣。”并谓嵇康枉引向秀为同调，秀本无操守，负友求荣。
细按向子期，觉此论未必尽然。秀为当时玄谈名家，深好老庄之学，解喻老庄，“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晋书·向秀传》）。此秀之答司马昭，或可从其所悟玄理求之。向秀之《庄子》注，今大体亡佚，而郭象注俱存。据《晋书》，郭象注是发挥了向秀见解的，“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郭象注《庄》的一个基本观念，即是强调“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明于性分之适，脱却俗累，就会得到自然之真，而得到自然之真，就会“遗其所寄”。山林、庙堂就其形式说并无两样，心任自然，丢弃此外壳，即可获得自由境界。而“狷介”是太拘执了，于不可为之时，守持自己的价值观，张扬不苟同流俗的个性，这并非老庄的达观之境，从体悟玄理说，它是“不足多慕”的。从世俗层面上看，其客观效果确似投司马昭所好。然而，读向秀《思旧赋》和本传，他后来“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则秀实非“无定见”，更非属卖友求荣者。此问对，就深层次说，是描绘了一段玄言风采。
感悟：史上有评对向秀评论不一，依我看：向秀赴洛阳任职途中，特意绕道山阳嵇康别墅，吊朋思友，有感而发创作了《思旧赋》。因当时的社会极其黑暗，对不同政见者采用恐怖高压政策。因此，向秀对自己老友的怀念不敢直抒畅言，而是采取隐晦曲折的笔法，表达了对嵇康、吕安的冤死悲愤、惋惜的悼念之情和对司马氏的愤懑。
向秀做官后，从散骑侍郎官升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在朝也不尽职，最后在任上去世。这是他提倡的“顺人而不失己”思想的实践。他虽然没有嵇康的一腔“孤勇”，却有“留得青山在”的智慧。
“顺人而不失己”的思想，运用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顺应他人同时保持自我，尊重他人差异并坚守自身原则，这样可以实现和谐与自我价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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