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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虽作为一方军阀,但面对倭寇时却坚守民族气节

吴佩孚虽作为一方军阀,但面对倭寇时却坚守民族气节

作者: 无限江山 | 来源:发表于2025-11-09 10:45 被阅读0次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这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里满怀着爱国热潮和民族主义情绪,从中可以看出一位愿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在国土沦陷时的不甘和愿上马击贼寇的雄心。而这首词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小商人家庭,年少丧父,22岁中秀才。但因得罪本乡豪绅,被革去功名。后来经过多年跌打滚爬,成为了直系军阀的实际首领。

作为一方军阀,其自私自利的特点是少不了的。但是在民国时期,尽管各路军阀为了争权夺利而征战不休,但是在面临国家危亡的时刻却毫不含糊。即使是在内部大打出手,在对外问题上也都是要坚守民族气节的。张作霖虽说是由日本人扶植起来,但对日本的不合理要求也是想方设法去拖。张学良为了收复中东路主权和苏联开战。而吴佩孚也同样不遑多让。

民国八年(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作出在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的计划,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全国上下的一致义愤,“五·四”运动爆发。但北洋政府为维系与列强的关系,打算接受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这时还在湖南的吴佩孚通电全国,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佩孚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下,北洋政府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

此后,在国际社会上,吴佩孚成了中国实力派的代名词,美国《时代周刊》曾以吴佩孚作封面。

民国十七年(1928年)吴佩孚被北伐军和国民军夹击打败后,下野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吴佩孚失势后,日本人曾多次以金钱和恢复直系势力为借口进行拉拢,都被吴严辞拒绝。英、美等国也支持他东山再起,也被断然拒绝。苏联也想扶植吴佩孚,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写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里所说的“醇酒妇人”,指的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跳舞。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为了分裂我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日伪政权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吴佩孚坚决拒绝。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要吴佩孚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被凛然拒绝。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土肥原贤二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正色拒绝。

有中国通之称的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劝降吴佩孚。为了得到吴佩孚,土肥原贤二几乎当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土肥原贤二几次劝降吴佩孚,都被吴佩孚巧妙拒绝了。但是土肥原贤二却还不死心,他先瓦解吴佩孚身边的人,最后他收买了吴佩孚的秘书,他让吴佩孚秘书和张之洞的汉奸儿子张燕卿伪造电报来逼迫吴佩孚就范,果然吴佩孚“就范”了。

但是在发通告的前一天,吴佩孚向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和平救国政府”的主席、总裁、总司令都必须由吴佩孚一人担任;二、“和平救国政府”每到一次地方确立治安,日军必须撤出;三、允许吴佩孚自己组织实力。这些条件土肥原贤二都答应了,因为他只是要吴佩孚的通电。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等待吴佩孚的发言,他们手中早有日本人印发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之后吴佩孚发言。开场的讲话土肥原贤二很满意,随后吴佩孚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维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日本人必须从中国撤兵……”吴佩孚的讲话气得土肥原贤二浑身发抖。

吴佩孚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汪精卫投敌后,派亲信陈中孚说服吴佩孚与汪精卫合作,吴佩孚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吴佩孚拿出一个手卷,递给陈中孚:“这是我亲笔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你替我带回去,送给汪精卫!”陈中孚羞愧而回。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饺子被骨头伤到牙龈,入医院治疗,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得知此事后蒋介石亲致唁电:“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21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将军举办追悼大会,重庆当局专门为吴佩孚开了追悼会,蒋介石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为其举行国葬,由李宗仁主持,葬于北京玉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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