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之“义”所谓之“利”，便是王在实施政治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这二者与我们学习的儒家思想有什么关联呢？
回观儒家对政治的理解，其实便是将君王的人先推及政治领域，这便被称为“仁政”。这仁政可与普通的政策不同，他的出发点是君王的“善”。
将其与“霸道”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霸道的出发点是利国强兵，最终希望抵达的终点是天下归一。而仁政对应的“王道”对应的出发点却是“庶之，富之，教之”之后使民安，它最终能够抵达的终点是天下归心。这“一”与“心”仅有一字之差，但是背后表达的含义可是千差万别。
前者想说的是为国强而不惜一切代价，使用坚甲利兵来让天下统一。在这种政治体系下，即便天下人民都会在你的领土下，这种状态也没有办法长久。因为民心是在你的强迫之下归附的。后者与之大相径庭：王道，希望我们能够使用心中之“义”来驱导人民，使之心甘情愿的归顺。像这样的天下统一自然是长久的，因为民心是主动依附于你的。
之所以这个民心之所向如此之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能够编织成一张庞大的网，其中的每一根丝线都是由家庭这一基础单位构成的。而你想要使家庭构成国家，那么你就必须要先使民庶富。不过养民也是不够的，当你的民的德行层面没有打开时，或许在国家经历危难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会是不义的。而你的国家也由于没有道德的约束，使得整个社会系统乱套。
当你以“义”为起点来治国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到使民服，最终得到一个长久的结果。当你以“利”为起点的时候，即便你平天下，由于民心之趋背道而驰，所以最终你也没有办法做到长久。
讲完了王道与霸道的不同之处与推行霸道能获取的完满结果，我们也应该提出他的问题了。
第一，在战争时代，我们要做到“庶之富之教之”是需要时间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很多君王即便有推行仁政的愿景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践了，因为时间不允许，这一点实在是使仁政的局限性太大。但是反过来想想，当你国家的内政实行完满的时候，天下之民都会希望能够来你的国家生存，这便是做到了“庶之”；而之后的“富之”是在人民充实起来之后可以做到的。虽然“庶之富之教之”有一个逻辑先后，但是他们之间的时间先后不是卡死的。所以在人民庶富的过程之中，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熏陶于礼义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仁政并不是不可实现的。
但是时效性并不是仁政面临的唯一问题：当一个君王不愿意让自己的仁心散发出来的时候，那么是否王道就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地推行下去了呢？实则不然。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已经阐述出了这一点。齐宣王没有那么强的自制力，所以他可能做不到十分有效的使自己的“善”扩而充之，这并不代表他就不能推仁政了。当道统与政统合一时，的确不能让一个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善”扩而充之的君主来推行王道。但是当道统和政统分开的时候，即便国军的“善”之外推有点不尽人意，也不妨碍仁政的推行。如果王好色的话，只要他能够做到让平民百姓都能够乐在其中，那么他好色一点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其实已经让人民达到了一个王道的预期的状态。这便是道统和正统分开的重要性。
望向未来，我们的新儒家将孔子之仁分为了三统：道统，政统和学统。这三统的分开使政治变得更可实施，即便是我们现在没用到儒家的政统，但是政统带给我们后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在今后我们的生活之中，为我们的生命给予一个新指向，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了一种新的推行仁心的方式。
诸如在我们的班级中，当我们的班级规则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鉴仁政之施行方法，使我们推行政策的出发点为心之善性，这样推出的政策才能够使同学们愿意向往，愿意遵守。事实上，仁对我们的影响可不仅仅止步于管理班级，他是渗透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寸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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