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9日，鲁迅在编辑、修订杂文集《三闲集》时，将自己从1921年到1931年这十余年著作、翻译、校勘、编辑的所有书籍的书目进行了一个归纳整理，作为最后一篇文章放在《三闲集》的末尾。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看得出来，鲁迅仍然在对成仿吾说他“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事耿耿于怀——来自敌人的明枪暗箭他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来自战友的指责却令他感觉委屈无比。从鲁迅开列的书目来看，这十余年中，他著作了短篇小说集2部、杂文集5部、散文集1部、诗集1部、文学论著1部，翻译外国著作19部，收集整理古籍4部，校勘古籍2部，编辑杂志、书籍等7种，校订书籍14部。这些大多是在八小时以外的空闲时间完成的，工作量巨大。翻译的著作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苏联文艺与批评》等等，单从书籍的名字来看，这些也并不是“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他编辑的进步刊物《莽原》、《语丝》、《奔流》，鼓舞和激励了大量的青年人。无论如何，不能说鲁迅是一个“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醉眼陶然”的“世故老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代文学大家，鲁迅遭遇到的质疑、批评不在少数。开列出这样一个书目，也是对那些质疑声音的一个回应。一方面，意在说明自己这十年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并不是不问世事。“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
另一方面，鲁迅也藉此提出的对青年的殷切希望。“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要成就事业，需要自己不断地努力，需要厚积薄发，并不是靠投机取巧、踩踏前辈就可以成功的。这样的劝诫，即使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价值。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翻开鲁迅的文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饱含对未来、对青年充满期冀和希望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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