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贸易的逻辑
商品自由流动，可是人员和资本没有、甚至不愿意流动，这是全球化的一切毛病的根源。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理论仍然是对的，自由贸易仍然是好的，只是不均匀。从“应该干这个”，到“干成了这个”之间，有艰难险阻。
国际贸易是个令人困惑的话题。所有经济学家 —— 只要他还想在经济学家圈子里混 —— 都相信自由贸易。他们永远都在呼吁减少关税壁垒，扩大开放，让商品自由流动。但你要问老百姓，有些人则是本能地相信政府应该保护本国的企业，别让外国货随便进来。
这其中有些是直觉思维的局限性。贸易保护的受益者很明确，他们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我们限制汽车进口，国产的汽车厂商就受到了保护，我们也觉得中国人应该保护中国人。但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是全体国民，而全体国民不会整天为了汽车或者奶粉呐喊。保护的好处看得见，自由的好处不容易看见。
但是即便经济学家给老百姓解释了这个道理，老百姓还是不买账。我们看到的事实，好像不是每个国家只要一搞自由贸易就马上经济起飞。我们看到自由贸易给很多国家的很多人带来了贫穷，加剧了不平等 —— 这些现象，不是你一句“比较优势”就能说明白的。
贸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你不能光让老百姓反思，经济学家也需要更准确的理论。两个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是一对夫妻，因为在印度研究贫困得到了诺贝尔奖。他们之前有本书叫《贫穷的本质》，最近又出了本新书叫《好的经济学》。《好的经济学》这本书使用了最新的研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更真实的贸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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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一下贸易的逻辑。以前有个物理学家叫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他涉猎非常广，从基础数学、核物理到航天飞机什么都搞，他有点看不起经济学。他觉得经济学里的结论，要么就是非常显然的、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要么就是强行弄一大堆数学，结果跟真实世界没啥关系。所以有一次乌拉姆向经济学界的“伟人” ——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提出了一个挑战：你们经济学里面，到底有没有那种既不显然、又确实正确，既真实又重要的命题？
萨缪尔森就拿出了经济学家压箱底的宝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你可能学过李嘉图，这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说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最擅长的商品，然后去跟别国做贸易，而不应该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
这个理论不符合直觉：还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什么都能生产，像乾隆皇帝说“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那就没必要再跟蛮夷做贸易 —— 而李嘉图说不对，哪怕外国人样样都不如你，你也应该只生产自己最擅长的几样，把其他的交给外国做，因为数学上可以证明，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零阶道理”。比如你是个多面手，工资比你妻子高，而且做饭也比她做的好吃，那你也应该专注于工作，把做饭的活儿交给妻子干：因为这样不但让她发挥了作用，而且你也会挣到更多的钱。
李嘉图这个理论里没有输家。那比较优势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反对自由贸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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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把一个国家当成了一个人。对国家整体有好处，不见得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好处。
弥补这个不足的，正是萨缪尔森。1941 年，年仅 25 岁的萨缪尔森写论文，把每个国家都分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两种力量。萨缪尔森说国际贸易让劳动力富裕的国家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工人工资上升；让资本富裕的国家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工人失业。所以国际贸易的结果是穷国的工人和富国的资本家受益，而富国的工人受害。
你看这个理论是不是更符合现实情况，中国加入 WTO，就是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资本家受益，美国工人受害啊。这个理论叫做“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mrem）”，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看国际贸易的基础观点。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它把一国的全体工人，当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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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萨缪尔森的定理，应该是哪个穷国引入了自由贸易，这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收入水平就都提高，这个国家的收入就应该更平等。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关税全世界最低，但是大清参加国际贸易的结果是只有上海人的收入增加了，其他距离国际贸易很近的地方，比如广东，收入反而下降了。正是因为国际贸易加剧了大清百姓的不平等，才有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而这个现象，居然到现在才被经济学家研究明白。
1991 年之前，印度是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外国货根本进不去，他们一个最土的国产汽车竟然销售了好几十年。1991 年发生了石油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火打劫，逼着印度搞起了改革开放。没有那时候的开放，就没有今天印度经济的起飞。但是印度经济并不是一开放就起飞的。事实上从 1991 年到 2004 年，印度都在感受自由贸易的阵痛。
2010年，有个当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年轻的女经济学家叫佩蒂娅·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发表论文说，1991 年的开放加剧了印度的收入不平等。是，印度贫困率总体下降了；但是，不平等反而加剧了，而且越是直面自由贸易冲击的地方越不平等，脱贫速度越慢。
《好的经济学》这本书说，托帕洛娃这篇论文一出来就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打击，这不符合经济学家崇尚自由贸易的直觉。但是后来人们不得不接受了她，因为其他人使用她的方法，发现 60 年代初的韩国、90 年代的越南也是这样，并且
「从 1985 年到 2000 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印度、阿根廷和智利都通过单方面全面降低关税开放了贸易。同一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而加剧的时机似乎和贸易自由化联系在一起。」
简单说，就是萨缪尔森的理论说穷国工人工资应该因为自由贸易而增加，可是自由贸易给穷国最初、最直接的结果却是普通工人工资下降，反而是那些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收入增加了。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之后也是国内收入差距增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贸不是你说做就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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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工人并不是一个整体。有些工人的技能正好能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他的工资就会因为外贸而上升。有些工人所在的产业正好被进口产品所替代，他就会失业。
在理想的情况下，因为外贸而失业的工人应该前往那些因为外贸而兴起的新行业，但是托帕洛娃发现不是这样。新行业和旧行业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而工人通常不会搬家。而且旧行业的工人往往年龄也比较大了，他们很难再去学习新技术。人们总是宁可维持现状。
事实是旧行业被淘汰很容易，新行业想要建立起来很难。转型需要资本、需要机器和厂房、需要新的产品线、需要外销的渠道，这些都需要冒险。可是没人愿意冒险，连银行经理都宁可把钱投给那些已经借了很多钱、根本还不上的老客户，因为这样即便失败了也不是他的责任。
这就是转型中的“黏性”。因为黏性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开放就能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对外贸易不是自然就能发生的事情。发达国家有很高的准入标准，你一个印度小工厂不是说做就能做出来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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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法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所以外贸有优势。但是低价并不见得好使。现在生产成本只占一件产品最终价格的 15% 都不到，那你再把劳动力价格降低一点或者升高一点，其实影响都不大。
相对于更低的价格，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一个家用电器哪怕再便宜，如果总坏也受不了。可是发达国家的零售商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检验产品，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供应商有足够的信誉。
穷国生产者想要建立国际信誉是很难的。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好的经济学》中列举了几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找中间商。埃及有很多家庭作坊会制作一种手工地毯，而最终把他们组织起来，能往美国出口地毯的，是一个叫“援助工匠协会（ATA）”的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一个叫“哈米斯地毯”的本土中介商。哈米斯地毯负责担保质量，ATA 负责提供设计方案和联系买家……而就是这样，它们也整整用了五年才把埃及地毯的信誉建立起来，才开始收到大量的订单。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台港澳的商人、那些海外华侨，是不是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一个办法是一开始就背靠一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自带品牌。可能有个本土的、原本是国有企业开始做外贸，也可能是一个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办厂。
一个办法是产业集群。中国有各种集中生产某一种商品的地方，比如一度全世界的打火机都是温州生产的，还有什么“袜子城”“毛衣城”“鞋城”等等。这些地区不是一家公司控制，而是很多中小公司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链网络，享受整个地区的信誉。
一个办法是自建信誉。比如你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你立即可以到亚马逊或者阿里巴巴卖东西，你通过顾客打分来慢慢建立自己的信誉。
还有“出口鼓励政策”之类的办法，比如政府给出口企业提供退税。而这些方法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效。有很多穷国到现在也没建立起来自己的国际信誉……以至于班纳吉和迪弗洛甚至违背了经济学家的信条，开始怀疑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必要搞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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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不能全靠自由市场发展，因为民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 中国发展的秘密是各地的地方政府给乡镇企业提供了资金、厂房、技术、组织和信誉担保。
但是很遗憾，这个学说并没有引起外国经济学家的重视，班纳吉和迪弗洛连提都没提……可能是因为我们缺少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更可能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有个固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我认为这是偏见。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拿诺贝尔奖，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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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既然做外贸不是工资低就行，其他国家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可就难了。
“黏性”效应对美国也适用。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口并没有通吃整个制造业，而是非常偶然地集中在一些特定种类的产品上。比如中国通吃了女式非运动鞋和防水外套，但是放过了涂层面料。而这些产品类型在美国也是在一些特定地区“集群”发展的。这就导致美国某些地区被中国搞得出现大失业，邻近的地区却不受中国影响。
那你说美国没有户口，美国人家家有车，美国人搬家是家常便饭，美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换个地方、找个有前途的工作呢？没有。人们宁可失业也不走，然后因为失业人口增加，这个地区的服务业也会衰退。然后进入恶性循环，别的公司也不愿意进来。
集群化在上升期有良性循环的好处，在下降期就有恶行循环的坏处。如果每个地区都有多样性的产业，情况不至于如此。
不只是美国，研究发现「西班牙、挪威，还有德国，都在中国冲击下陷入了相似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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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内，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给这些自由贸易的失败者提供经济补偿，让全民共享全球化的好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该：衰落的就应该衰落，新兴的才能新兴。对此我们只能说是见仁见智。
总而言之，商品自由流动，可是人员和资本没有、甚至不愿意流动，这是全球化的一切毛病的根源。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理论仍然是对的，自由贸易仍然是好的，只是不均匀。从“应该干这个”，到“干成了这个”之间，有艰难险阻。
现代化这个圈是真厉害，但是进圈难，出圈苦。怎样建立自己的信誉，加入现代圈而不被忽略，这不仅仅是贸易的问题。
知识点二：突破辉格史观
辉格史观，是以作为胜利者的、现代的、我们的执念，来书写和看待历史。
历史教给我们的不是什么必然性，而恰恰是可能性：过去的人其实看不到今天的样子，正如今天的人看不到未来的样子；过去的某些人可以实现他们的任意想象，正如今天的我们也有可能实现我们的任意想象。
一种历史观，也可以说是“历史感”。有些道理你想不到就想不到，一旦想到了就会发现它简直到处都适用。
历史观其实是个大问题。我们都说要“以史为鉴”、“读史使人明智”、“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也有的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者说我们要尊重历史，后者则说历史都是主观的，可能根本都不真实，那又何谈尊重呢？
历史学家看历史跟老百姓非常不一样，我们这一讲学一点现代历史学家的眼光。这个眼光的关键是，你要突破执念。
先说一个场景，你看看你有没有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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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徐治功总动了真感情。他回顾了研究所在老首长的安排下如何建立，在特殊时期如何保护了人才，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力排众议引进了国外的先进仪器，在后来的建设中如何顶住压力扩大对外交流，如何立军令状拿下最难的课题，如何给国家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成果……他说，我们研究所一定会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
徐治功说得真挚，台下众人也是频频点头。可是研究员秦奋的神态，徐治功怎么看怎么别扭。秦奋听得不是很认真也就算了，他还时而露出一个有点怪的笑容，时而摇头，时而还直撇嘴。
会后徐治功找到秦奋，说怎么着？你认为我是在夸耀吗？我说的可都是事实，你不认同吗？秦奋说没有没有，你说的都是事实，而且这其中你的功劳我最服气，你是咱们所史上最强的领导。我笑是因为我最近正好听说一个历史观，你这篇讲话完全符合。
那个历史观，就叫“辉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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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辉格史呢？现在英国有个自由民主党，它的前身之一叫“辉格党（Whig）”。辉格党从1688 年光荣革命时期兴起，长期支配英国政治。辉格党的理念是要自由、要限制王权、要进步等等，都是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英国之所以是现代英国，辉格党可以说是功劳巨大。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历史学家总结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把它几乎描写成了一部辉格党的党史。在这些人笔下，辉格党是英国进步的力量，英国在辉格党的带领下不断走向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当初那些反对辉格党的力量则都是落后势力，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你看这跟徐治功做报告的思路是不是很相似？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历史叙事 —— 很多人甚至会以为历史就应该这样写。这些确实都是事实啊，英国确实在进步啊，落后势力确实失败了啊，这么写历史有啥毛病？
1931 年，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出了一本书，叫《辉格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对这种历史观提出了强烈质疑。简单来说，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史观是作为胜利者的、现代的、我们，的执念。
“辉格史观”这个词就是巴特菲尔德发明的。此前的历史学家一直都在日用而不知，但是巴特菲尔德这么一说，历史学家们立即就意识到了这是个毛病。
现在“辉格史观”是个毫无争议的贬义词，代表了原始的历史叙事。如果有个历史学家写一本比如说《哈尔滨人民的奋斗史》，你要说他这是辉格史，他肯定会感到强烈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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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史观为什么是个毛病呢？
首先，辉格史让你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
这种写法，就如同让你讲讲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历史，你以法国队为主人公，描写法国队如何如何奋斗、遇到了怎样的强敌、如何如何战胜强敌、最终夺得冠军。你的字里行间把法国队写成了天命所归的主角，把强敌都写成了必然失败的配角。你觉得这样写历史好吗？
足球是充满偶然的运动！法国队只是世界杯其中的一支球队而已，别的球队也有机会，不是来给他配角的。
其次，辉格史是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岳飞。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有人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 —— 为啥呢？因为第一，岳飞抗击的是金国，而金国现在已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那个抗击只能算内战，必须降级；第二，岳飞曾经镇压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好的，所以要再降一级……这就是辉格史观。
岳飞那个年代没人知道金国会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1]，人们也没有什么阶级分析的意识！如果这么说的话，将来万一中国吞并了日本，当年的抗日英雄也都不是民族英雄了。
辉格史把一切历史都写成当代史，是被今天的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巴特菲尔德反感这种写法，他主张历史学家要学会用历史上的人的视角看历史。你说辉格党的自由主义是进步，放在当时可真不一定，保守有保守的道理。你要想理解岳飞，就得把自己想象成当年那个真正的岳飞。
我们专栏经常说要“重返历史现场”，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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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任何叙事都是主观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客观的视角，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采用辉格史的视角呢？没错，辉格史也是一个视角，而且还是胜利者的视角，这个视角能让你迅速找到历史事件的意义，这是一个好处。
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一个视角，你的历史观就很幼稚。特别是如果你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想要把历史的经验用于自己做事，或者预测未来，那就一定要跳出辉格史观。
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了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论证全世界都会走向自由民主，现在已经被当笑话讲。福山这个说法听起来就是辉格史观。但是现在的福山好像有点醒悟了，他在2011 年出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 这本书里还特意批评了辉格史观，提醒读者，自由、繁荣和代议政府，进步肯定是进步，但并不是人类制度*无可阻挡*的进步。
福山举了个例子。1222 年，匈牙利的皇家侍从阶层，曾经迫使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签署了一个“金玺诏书”，被誉为是东欧的大宪章。你要根据辉格史观，这件事可以跟英国大宪章相类比，应该赞美吧？应该代表进步吧？但是并没有。
匈牙利这个大宪章只是把统治权从皇帝转移到了贵族集团手里，不但对普通人没好处，而且还「阻碍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以致国家无法抵抗外来侵略……到了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完全丧失自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战利品。」
你要是认准了辉格史观，像这样的事件就会让你无所适从。
事实是各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并没有哪条路径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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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价值观评价古人，你不但不能从古人身上学到东西，而且根本就不能理解古人。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有的是建国的国父，有的为自由民主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是现在就有很多美国大学生要把他们的雕像给推倒 —— 为啥呢？因为他们曾经是奴隶主，拥有过黑人奴隶！
你要按这个标准的话，中国历史上可能就没好人。美国白人奴役的毕竟是外族，中国古人都是奴役自己人。事实是当时的人没有现在这种价值观！
真正研读历史，我们应该多注意古代跟现代的不同之处。看看在当时那种限制条件之下，人们是如何应对的，然后再举一反三。历史规律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抓住实质，灵活运用。
所以我们看现在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历史背景下的影视剧，常常描写那些公认的好人的缺点，描写公认的坏人的优点，有时候把“反动势力”写得有血有肉，这其实恰恰是历史观的进步。如果你不知道后来的大结局，不知道谁会是胜利者谁会是失败者，你在现场看，其实很难看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 好人坏人跟历史前进方向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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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都是个问题。
辉格史学认为历史有一个至少是大致的方向，比如说自由、民主和进步。当然历史在前进过程中总会遇到阻力，有些曲折，但是那都是小插曲，用咱们中国话说叫“螺旋式上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现代历史学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一定*正确 —— 就算正确，也没什么用。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一次遭遇的阻力能阻碍你多少年，这一个曲折会拐到哪里去。进步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信念。
甚至就连老百姓心目中最没有争议的进步 —— 科学的进步，到底应不应该是一部辉格史，在历史学家那里都有强烈争议 [3]。
你可能会说，政治和文化，那什么是进步什么是退步可能不好说，但是对于科学来说进步难道不是显然的吗？现代化学是进步，炼金术是落后，这有啥可说的？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赞美科学，而是想要学习如何做科学研究，想要从科学史里获得一些启发和心法，那就很有可说的。我们今天的学术争论和过去的学术争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将来的人看我们可能也会像我们看古人一样。今天被一些人坚持的学说，比如精神分析，会在未来被新的学说取代；今天令人痴迷的理论，比如说股票技术分析，将来会被当做炼金术。
我们要跟古人学的是如何参加比赛，而不是如何相信自己这一派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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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辉格史观。只要你要讲一个故事，就难免会设定一个主人公、一个主题，并且对故事中的人和事做出评判，而你评判的标准一定会被今天的价值观所影响。
巴特菲尔德是第一个批评辉格史观的人，但是他本人写了一本讲科学史的名著，叫《近代科学的起源》— 这本书，也被人批评是辉格史观。这本书把科学史写成了“正确的科学”的革命史，把古代那些炼金术、巫术之类的东西都忽略了。
你不能完全避免，但是你应该有一个突破辉格史观的意识 [4]。
这个意识能让你理解事情是复杂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当时的人拼命努力取得的，没有哪个事业会必然胜出，没有哪个英雄知道他自己是天命所归，也没有哪个价值观绝对不会变。
历史教给我们的不是什么必然性，而恰恰是可能性：过去的人其实看不到今天的样子，正如今天的人看不到未来的样子；过去的某些人可以实现他们的任意想象，正如今天的我们也有可能实现我们的任意想象。
害怕时候的勇敢才是真的勇敢。不知道天命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历史在这一刻能否往我们想的那个方向转折，但是我们非得干，这才是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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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功听得一脸茫然，说，我不这么讲，又该怎么讲呢？
秦奋说，今天这种庆典场合讲讲辉格史很恰当，但如果比如说要给下一任所长传授经验，可就不能这么讲了。你看今天台下听得如醉如痴的人，都不适合当所长。
徐治功点点头，…突然又说：谁说要选所长了，我退休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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