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略实践
我们这代中国人恰好处在一个及其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中国从落后到崛起，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自由的时代转折。
成百上千次的临床经验才能“喂”
出好医生，同样，成百上千次的现场战略咨询经验才能“喂”出优秀的战略咨询顾问。
在同这些纵横商界的枭雄深入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见惯了商场上的人“血流成河，白骨如山”，这些人都是物竞天择的适者，他们的王冠不是封的，更不是谁赏赐的，而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们上的是社会大学，读的是人性之书，千万不要被他们表面上的言笑晏晏蒙蔽，他们永远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眼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其他的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都可以是手段，我在参与他们命运转折和基业建立的同时，对战略的微妙之处与关键节点理解得越深刻，越对人性有刻骨铭心的熟悉与感悟。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前者研究的不是在实验室的确定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次实验，而是一个个有机、动态的过程，“蝴蝶效应”充斥和主导着这些过程，因此，理论研究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无论是军事实践、政治实践还是商业实践。学者可以根据原则给出理论指导，但给出具体的产业政策建议时一定要慎重，在书斋中做研究，毕竟没有市场一线人士更了解具体情况。没有从全局性、立体性、动态性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中国，任何高超的技术建议都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以及蜻蜓点水而已。遗憾的是，今天的部分学者仍然在“前赴后继地”犯着这种错误，在他们身上，我依稀看到自己年少轻狂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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