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断断续续读绿藤太太的自传《童年记忆的万花筒》，记录了二战及战后德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我会陆续写下读到的内容。我的记录不按书中的叙述顺序，而是我自己的内在逻辑，大概属于一种讲故事的逻辑。

1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诗人和音乐家，他除了演奏管风琴，还会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也为电影创作主题曲。

在许多二战题材的电影中，都有成为德国军人的音乐家的故事，比如《沉静如海》和《钢琴家》，幸好，我的父亲没有参军。

1914年，美国Rudolph Wurlitzer公司在柏林修建了名为UFA的电影院和歌剧院。Rudolph Wurlitzer是德国人，在德国有制琴厂，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乐器公司，他们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立式钢琴。

电影院和歌剧院建成的同时诞生了“一个人的交响乐队”，就是一个人用Wurlitzer管风琴演奏，制造丰富的音效来为无声电影配音和伴奏，也有单独的管风琴音乐会。Wurlitzer的管风琴有12级强度，80种音效，火车、风笛、小提琴、大提琴、钹、喇叭、警笛、小风、飓风、脚步声、人声等等，还能根据强弱表现不同的情绪，演奏时要手脚并用，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驾驭这个特别的乐器。

我的父亲就是演奏管风琴的人，他的技术非常出色，当时全柏林乃至全德国都知道父亲。这份工作给了父亲很好的收入以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很骄傲地拥有一辆Fiat汽车，车很大，足够身高193的父亲舒适地驾驶。

二战开始之后，所有与军用无关的汽车都必须停用，并且还要继续缴纳汽车税和车库税，只有保险费可以取消。卖是不可能卖的，没有谁愿意要一个不能用的交通工具。我的父亲就盼着战争早日结束，好重新开上他的大Fiat。所以我出生之后的第一次家庭郊游，只能选择固定时间固定线路的公共交通，也许是因为我在生命里的第一个周末有了这种经历，自那时起，有轨电车和地铁成了我偏爱的交通工具。

2 我的出生

我的出生和中国有关，也许你觉得很神秘，甚至迷信，不管怎样，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神秘力量，也许我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5岁高龄，我的父亲比母亲还要大几岁，而且心脏不好。为什么我来得那么晚？他们不知道，医生也说不出原因。

也许是为了我的到来，上帝为我的父母安排了一次聚会。聚会的主人是我姨妈的同学的姐姐尤利娅，本来父母不打算去的，因为隔着老远的关系，连面都没见过。可是姨妈使劲拉他们去，说尤利娅的老公是中国人，长得又高又帅，那个时代，在德国很少有机会看到中国人，于是我的父母就去了。

尤利娅的老公姓佟，长得和我们以为的中国人很不一样，当时人们印象里的中国人是三角脸眯缝眼山羊胡子加瘦小的身材，佟先生身高至少180以上，肤色白净，浓眉大眼。

据他自己说，他是一战时去法国的中国劳工。法国人挑选劳工条件很严格，第一要求身高不低于6英尺，身体健康，有文化懂技术的优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人们的个头普遍较高，所以很多东北人被法国人选上。佟先生懂一些机械维修，到法国之后培训了坦克修理，属于高级技术工。

聚会上，父亲总感觉佟先生时不时看向他，眼神很怪，父亲便拉着母亲一起去找佟先生聊天。佟先生说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话，让父母感觉既震惊又迷惑。

他其实只问了三个问题，一是父亲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悸，二是他们是否一直不能得到小孩，三是家里是不是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前两点是确凿无疑的，关于第三点，我的父母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卧室比别的房间冷，明明是阳光最充足的房间，却在夏季也很凉快，冬天门窗紧闭，躺在床上却总感觉风吹过，所以一个月前，他们换到了隔壁房间睡觉，晚上经常听到原先的卧室有响动。

有一天晚上，父亲听到声音之后就去卧室查看，刚一推开门，就有一股力量迎面而来，好像有什么东西砸到父亲脸上，却并不感觉痛，父亲被击中一般往后退了几步，然后鼻血流了出来。他以为是天气干燥的原因，至于那一股力量，他并没有多想。

佟先生听了之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提出可以帮他们，他说起中国的道教，对于道教，我的父亲是了解一点的。佟先生的妻子在一旁说，你们应该相信，“道”确实有神奇的能力。

直到我出生之后，佟先生才告诉父母恐怖的真相，他说，他当时看到父亲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不凶，但有怨气，而且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必然带来不好的影响。他知道如果事先讲出来要么吓坏他们，要么他们不信。但即使是事情已经过去，我的父母还是被吓住了，因为事实证明，佟先生的判断没有错。

佟先生如约来到我家，他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在起居室中间的小桌子上：一只香炉、几根蜡烛、一些香、一摞写着红字的黄纸。另又拿出六张黄色锦缎的小旗子，上面也写了类似的红字，挂在起居室两边的墙上。其实那些红字不是字，而是一种图案，名叫“符”。

佟先生点燃一把香，在空中小幅度地极速挥舞，像在写字，然后把香插进香炉，再拿几张黄纸在蜡烛上点燃，也以同样的动作舞动，那些火焰燃烧得特别慢，薄薄的黄纸好久都不能烧尽。纸快要烧尽时，他把它们放进香炉里。佟先生又点燃几张纸，疾步走进父母的卧室，之后重复烧纸，进入每一个房间。

最后，佟先生要父亲把所有黄纸分别贴在家里所有的门上，包括柜门，衣柜门的内外两侧都要贴。

父亲后来说，在佟先生做这些的过程中，他感到几次短暂的头脑发懵。虽然觉得很怪异，但他还是照佟先生说的做了。

不可思议的是，当天晚上，他们搬回卧室睡觉，再没有一丝风，也不感觉凉了。从此，父亲的心悸也不再发生。没多久，我的母亲就怀孕了。我们整个家族都非常高兴，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父亲为男孩和女孩分别起了三个名字，反复推敲，比他创作歌曲还要严格。我的父亲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相信是上帝的旨意让我来到他们的生命里，因此，他首先写了一首赞美诗。

在我出生前夕，父亲为我写了几首诗，并且为其中一首普了曲，经常唱给妈妈肚子里的我听。其中有一句和我的出生的时代背景有关：我们看不到燃烧的世界，我们只在你眼里看到了我们的小星星。

我出生于1941年十一月，1940年夏季，柏林遭受了第一次轰炸，之后一直很平静，我们家在柏林东部，我到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安宁而美丽。

3 最后的疯狂

我的母亲无数次强调我们家是多么的幸运，二战尾声，到处狂轰滥炸，尽管我们住在柏林东部边缘，我的母亲竟然没有看到过一次燃烧的房屋。柏林的重灾区在北部和南部，那里有重要的军工企业。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纳粹分子，不小心就可能因言获罪。我们隔壁街道有一户人家，仿照戈培尔的行为，先毒死四个孩子，然后夫妻俩引爆炸弹，将自己和整个家夷为平地。

二战结束前几周，德国的“人民风暴”（Volkssturm)部队需要增强力量，16–60岁男性必须加入，包括上一次征兵没有参军但拿得动武器的男人。其实这个队伍全部是儿童青少年和老人。

“人民风暴”起初相当于工兵，本地人为本地军队服务，比如修筑、挖掘和地方防御，这个部队不属于国防军，没有制服，大多数连手臂徽章标示都没有，也不受《海牙陆战条例》的保护，意思就是自生自灭，生死都自己负责。因此，妇女们每天推着手推车，在森林周围和市镇寻找参加“人民风暴”的亲人，如果他们受伤或者死掉，妇女们就用手推车带他们回家。

我的父亲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参军，现在也不得不加入了“人民风暴”。

当时的信息依靠口口相传得到，有人给我母亲说，她的丈夫死在距离森林几百米远的弹坑里。我的母亲带上木制拖车去寻找，幸运的是她最后空手而归。

老大哥军队攻入之后，我的父亲音讯全无，只有母亲和三岁的我在家。所有的家庭被要求连续三天三夜不许锁门，为了方便red军队入户抢劫以及跟女性做运动。

很长时间没有年轻姑娘住在房子里，使居民们在胜利者的性需求下相对安全。在距离我家5分钟步行距离的森林边的小屋前，有邻居看见十五个老大哥士兵，褪下裤子挨个扑向一个年轻姑娘，她的惨叫声传到我们的房子里。

red军队入城之前，他们在乡村蔓延，遇到小孩就砍掉双手。我的母亲从不相信这个传言，但她还是把我藏到了地下室。有一天，几个老大哥军人闯入我家，我的母亲抱着我躲在地下室的煤堆后面，1945年之前，家庭供暖都是靠烧煤的，所以每家的地下室都有煤堆。

他们在我家走来走去呆了很长时间，我突然哭了起来，声音从地下室传到一楼，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绝望和恐怖的心情。

我和母亲被循声而来的老大哥士兵带到了两个军官面前，母亲抱着我，紧紧握住我的手。其中一个会讲德语的军官从母亲手里抱走我，我的母亲浑身发抖几乎要哭出声来。军官爱怜地亲亲我的小脸，当他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母亲几乎晕厥，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被砍掉双手的恐怖画面。

恐怖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军官把我还给母亲，他拿出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给母亲看。这时，有三个士兵抬着我家的柜子往外搬，军官示意他们把柜子放回原处。尽管这位军官显得非常友好，但我的母亲因为担心士兵的报复而十分害怕。

几个士兵在家里翻箱倒柜，他们怀疑箱子柜子里藏着人，就用军刀对着箱子柜子乱刺。其中有一个装满被单的藤条箱，里面的新被单被刺出了很多洞，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学会踩动我家那台笨重的缝纫机缝缝补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