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浪翻滚，家门口静得只有蝉鸣。天很热。
杨老棍路过，左手摇着蒲扇，右手提着个灰不溜秋的大水壶，水壶里长年泡着枸杞，一个个涨得老大。杨老棍走两步摇一下蒲扇，水壶前后晃悠一下，他是要去大榕树。
离家门口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原本是十里八乡内最大的地主家庭，被抄家后日渐荒废，慢慢的，原来庞大的宅子，变成了村里人办红白喜事的风水宝地。因宅子原来的主人姓荣，又偏爱榕树，种下的大榕树便被认作宅子的标志。后来的我们，不再称荣宅，只道是大榕树。
大榕树下，今天无喜也无忧。以张伯为首，一群上了年纪的人，在树下下象棋，斗地主。张伯快七十了，教了几十年小学语文，村里大多数人都是他手底的学生，退休后开始教村里的老人下棋打牌。杨老棍走近时，张伯从竹椅上挪了挪屁股，拍拍留出的手掌大小空位，示意杨老棍过去坐。
杨老棍摇着蒲扇晃着水壶，耷拉着肩膀摇晃到了树底下，没坐，屁股抵着竹椅靠背，黑黝的胳膊肘往张伯肩上一搭，便立住了，不动了。
张伯知道他来，是为了他女儿的事。
杨老棍本名杨兆廷，从小跟着师傅学了泥瓦匠的手艺，十九岁娶了村里学堂先生的女儿，两口子相敬如宾，日子过得挺不赖。
早年间，杨老棍手艺精湛，做事负责，是个远近闻名的干活好手，杨塘镇稍有家世的新房子，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婚后的杨老棍每次出远门做活，都会给家里的老婆带回各式各样的糕点和衣服，一时间两人成了村里的一段佳话。可摆在二人面前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个孩子，两次怀孕都没能保住孩子。杨老棍寻医问药，走访各地乡村神医，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有人说，杨老棍要绝后了。
几年后，杨老棍三十了，到了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便显得家里格外清凉。笠年春节后，两人决定离开杨塘，去南方走走。
三年多后的晌午，那时候人们还不会打牌下棋，都躺在家里凉席上睡午觉，那个季节麦子还没熟透，一整片油绿色画布上，缓缓出现个驼着背的身影。杨老棍回来了。背着一个花花绿绿的蛇皮袋，肩上斜系着一个布袋，怀里鼓鼓的抱着一个小孩，杨老棍一手托着孩子，一手擦掉额头上脖子上的汗水，免得滴落在孩子身上。
杨老棍还是住回了原来的家。孩子是个女孩，取名为杨帆，是孩子妈取的。而每当问起孩子妈，杨老棍都是闭口不言，默默的找水杯，用整个手捧住水杯，转身，揭开开水壶盖，灌满水杯，再蹲下身子，对问话的人，不恼火，也不理睬。
道出孩子妈难产去世的事，是杨帆得了急性肺炎以后。
杨帆长得很水灵，笨手笨脚的杨老棍也能给她扎个小辫，4岁那年，大雪正适合奔跑玩耍的那个冬天，杨帆被查出来肺炎。连续在镇医院里挂了一个多星期吊瓶，医院很冷，药水更冷，杨老棍一直抱着杨帆，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
杨帆痊愈的好不容易。
复查之后那天，杨老棍眼角的突然堆起的皱纹正慢慢散开。
那时候张伯正过寒假，杨老棍约好了几个老友，晚上一起喝喝酒。杨帆睡后，四个中年男人，敞开了话匣子，敞开了肚皮，硬生生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几瓶二锅头，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在酒里了。杨老棍俯在张伯肩头，哭着说一定要照顾好杨帆，杨帆就是她母亲的化身，有了杨帆，就没了她母亲。也不知道是醉话，还是真话。
从那以后，杨老棍，就叫杨老棍了。越来越老的光棍。
杨帆是个苦命的女子。
又一个暑假结束后，孩童们都被太阳关照得黑了一整圈。初秋的九月，大人们没有孩童恼人的哭闹，迎来了遍地金黄的收成，孩童们下学后，不回家，径直去到自家田地，拾麦的用袋子装好，因为可以称好数量找爸妈换零花钱;力气大点的帮搬运收成上板车，一袋一袋清点的数量放在心里;当然，大多数，只是来玩，顺便等爸妈回家做饭吃。杨塘镇一片喜庆。
张伯开始教杨帆古文时，杨帆烧得不轻。高烧持续了几天后，杨老棍才俨然发现事情的严重性:杨帆哑了。
那天夜里杨老棍抱着和他差不多高的女儿，哭哭诉诉直至天明，或许是要说完这辈子想说的所有话吧。可惜杨帆只会抽泣或者偶尔轻哼来回应他。后来，杨老棍想跟人说说话了，就去找张伯。
这几年，杨老棍找张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知情的人也都看在心里，不多问，不多管。正如他们在大地冒热气的时候躺在树荫下，在寒风凛冽的时候煨在被窝，过好自己，便是最好。
张伯再往一边挪了挪，轻轻一拽，杨老棍便一屁股坐了下来，半边压落在杨伯大腿上，蒲扇往腰中间一横，弯下腰胳膊肘又抵在膝盖上，装满枸杞的水杯勾在手指上，任由它乱晃。杨老棍像腰板直不起来一样，走到哪都靠那对胳膊肘撑着，硬撑着。
“你那天说的那个学生，是个大专毕业的吧？”杨老棍深深的低下头，像是要看清脚边有多少粒沙，沙粒里有多少会在阳光的直射下熠熠发光。
“你说陈卓啊？是的啊，标准的大专毕业生，现在就在市里工作，离杨塘就坐半个小时车，怎么，你跟帆帆说过了？”杨帆不会说话后，除了杨老棍，对她最用心的，就属张伯了。
“你找个时间让他来一趟吧，我先帮帆帆看看，把把关。”
陈卓和杨老棍在张伯家的堂屋见了面。
陈卓是个最普通的年轻人，普通的发型，普通的话语，普通的工作，普通的人生轨迹。
杨老棍依旧摇着蒲扇，晃着装满枸杞的水杯，上下打量着这个有可能成为他交付女儿终身的年轻人。杨老棍不用抬头，便可以看到陈卓未经世事的脸上还透露着稚气和不羁，眼里却闪着和自己当年娶媳妇前一样的眼神，期待而坚定，汹涌澎湃得无法抑制。
杨老棍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拧着杯盖旋转两圈，左手抬起，头微仰，抿着嘴唇轻吹一口气，枸杞在水中画了一个圆，又回到杨老棍嘴巴。杨老棍张嘴喝一大口，再对着水杯把两个枸杞吐回去，用力撑直了身体，瞥一眼陈卓，站起身走到门边，回头对一旁的张伯，说，“让他下周再来一趟，见一下杨帆”。
杨帆和陈卓会面那天，特地化了淡妆，穿着一条碎花长裙，亭亭玉立，宛若夏日一朵沉睡的莲花慢慢苏醒。
杨老棍在堂屋做翻译。杨帆和陈卓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近一个下午，停顿了一会后，杨老棍示意杨帆先回家，自己又和陈卓聊了一会。
“帆帆在家做饭了，吃个晚饭再回去吧。”杨老棍一边跟陈卓说话，一边扯了扯自己的衣服下摆，然后带路回家。
杨帆和陈卓在那年冬天走进了新房，没有太多的宾客，没有繁文缛节，来的都是村里杨老棍的老相识，主持婚礼的必然是张伯，他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
小两口搬到市里之前那段日子，可把杨老棍高兴坏了。女婿陈卓对杨帆特别的好，就像杨老棍看到了二十几年前的自己，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媳妇。陈卓一点点学着手语，杨帆每日为丈夫打点衣物，再做做家务，闲着的时候也看书学习，因为陈卓告诉她，做人，要有学问。
杨老棍看到女儿每天挂在脸上的笑容，心里堆积多年的冰山终于融化了，自己终于为女儿寻得一个好归宿，虽然，自己没有多少学问。
后来，杨老棍就一个人生活了。
我又一次见到杨老棍时，他已经老了，老得让我有点不敢相认。
年近七旬的杨老棍，真的拄着一根和他胳膊一样颜色的棍子，依旧提着水杯，不过水杯变小了，里面的枸杞变成了茶叶。
我凑上前去，接连在他耳边喊了几遍“兆廷叔、兆廷叔”，他才缓慢的转过头，仰头认清楚我之后，再转过棍子和水杯，颤颤巍巍的朝我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你回来了，我的顺儿也该回来了吧”，我把他扶进门，给他的水杯添了些热水。杨老棍一会正襟危坐，一会又把胳膊肘抵在膝盖上，苍老的手指伸进一头的白发里，我知道，那定是他最不愿说出口的往事。
顺儿是他的孙子，和爸妈住在省城，每年春节回杨塘一次，一次呆两天，过夜也是在市里的酒店。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暑假回来玩一次，到了寒假再回来过春节，我的顺儿我一年只能看到两天，我欠啊，羡慕老张他们啊”。说到孙子老人越来越激动，水杯握在手里像是在大海中随波逐流的漂流瓶一样，止不住的颠簸晃动。
我把话题转到了老人自己的生活。
杨帆离家后，杨老棍继续自己的手艺活，赚的钱除了养活自己，再多点烟酒钱，剩余的都给杨帆留着，在杨老棍眼里，杨帆永远和别人不一样，只要自己还能动，就再为女儿做点贡献。杨老棍害怕不会说话的女儿出意外。
杨帆一直好好的，杨老棍却出意外了。
杨老棍做完活赶回家时，碰到下暴雨，泥泞的小路和磅礴的大雨中，杨老棍的自行车冲进村小学旁的水塘。这事成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大病一场，在家休息近两个月，杨帆是在春节才知道自己的老父经历了这些。
那段时间，头发陆续变白，说话开始有点接不上气儿，杨老棍知道，自己真的老了。他心里也盘算着，自己现在能做的最大贡献，要么安安稳稳活着，自己还可以养活自己，要么走了一了百了，不拖累孩子。
张伯阻止了他一了百了的想法，“帆帆现在能依靠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卓，一个是你杨老棍，你要是走了，杨帆的依靠，就少了一半。”
老人坐在凳子上，左手握着水杯，右手在自己大腿上连续拍了好多下，“这人呐，真是要有学问，有脑筋，要不是老张啊，我早就喝农药了。
老人起身要走，我赶忙扶住，随口问一句“兆廷叔您是要去大榕树吗？我陪你过去，也好久没有去那边了”。
老人一边往外挪步一边说，“我要去镇上找人来装有线电视，装了有线电视我的帆帆和顺儿回来就多待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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