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年少成名，却因为遭到同僚排挤等原因，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仕途坎坷，英年早逝。即便如此，他的政论之精辟和文章之气魄，亦足以流传千古。司马迁写《史记》，把他和三闾大夫屈原放在一起，作了一篇传记，叫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中的这个“贾生”就是指贾谊了。——翻看《资治通鉴》对贾谊的记录，结合西汉后世的发展历史，我对贾谊洞悉时局和深谋远虑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先梳理一下贾谊生平。
当初，汉文帝听闻河南郡守吴公，治理能力一流，就将其提拔到长安，担任廷尉一职（注：廷尉，是西汉的司法审判机构最高长官）。吴公到任后，向文帝推荐了洛阳人贾谊。文帝于是征召贾谊，任命为博士。贾谊当时20岁出头。“博士”，是秦汉时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可见贾谊在20多岁时，学问已经颇有火候。
贾谊任职博士期间，因为学问通达、文辞犀利，颇得汉文帝赏识，一年之内破格升迁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在当时是个什么官职呢？简单来说，西汉初期，除受命于天的皇帝，和裂土分疆的诸侯之外，朝堂之上最显赫的职位是“三公九卿”。比如举荐贾谊的吴公，所担任的“廷尉”，就位列九卿之一。三公九卿之下，是一众“大夫”。而“太中大夫”，乃是众大夫之首。所以贾谊在出道一年之内，就进入了西汉的权力顶层。
贾谊这个太中大夫是有真才实学的，他对时局的观察颇能切中要害，而且年少气盛，敢于直言。担任太中大夫之后，贾谊向文帝建议推行一系列改革。改什么？贾谊的建议是，改历法，改朝服配色，改政府制度中的官职头衔名称，同时，商定大汉王朝标准的宫廷礼仪和音乐规范。总之，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更换目前正在沿用的秦朝法度，转而确立大汉王朝自己的制度体系。
这个改革动作太大了，估计其他人都被贾谊的提议吓了一跳。尤其是，回顾西汉初期的治理历程，萧何沿用秦朝旧制，之后曹参“萧规曹随”沿用萧何旧制，都是靠采用与民休息的放养式治理办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因而名垂青史的。事情才没过去多少年，这个贾谊小子就跳出来说：不行，我们需要把这一整套制度都换掉，否则王朝会有危机！ —— 谁信啊！就连非常欣赏贾谊的汉文帝，也因为不想背上“乱改祖宗法度”的骂名，而对贾谊的建议婉言谢绝。参见《资治通鉴·汉纪五》：
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虽然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改革提议，但对贾生的能力和学识，是越发欣赏。两三年后，文帝准备将贾谊提拔到三公九卿的层级，委以国家重任。不幸的是，文帝的这个提议，遭到诸大臣的坚决反对。反对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贾谊少年得志的嫉妒，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与贾谊政见不合。回过头来看贾谊之前的“改革建议”，恐怕当时没几个人能真心认同。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手握重权、跟随高祖刘邦打下汉室江山的老臣，心里面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子，为了博出位，居然耍耍嘴皮子，就想把高祖皇帝当年订下来的规矩给改了！我们可容你不得！
结果可想而知，在这些老臣的耳旁风下，性格温和的汉文帝，对贾谊逐渐疏远。没过多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参见《资治通鉴·汉纪六》：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王太傅，是辅佐、教导长沙王的官职。而长沙，是当时西汉王朝分封的一个小诸侯国，位于帝国南部边界，与藩属南越国接壤。贾谊一下子，从天子身边的近臣，变成远处边陲的太傅，落差不可谓不大。
这之后，贾谊又被任命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心爱的小儿子，可见文帝心里还是有贾谊这个人的。不过贾谊自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确实再也没有回到过西汉政府的权力核心。当然，在那些身为太傅在外飘荡的岁月，贾谊并没有完全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密切关注时局，并通过不断地给汉文帝上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天下局势存亡累卵的担忧。这些上书中的意见，有的汉文帝采纳了，有的就被直接略过。
后来，梁怀王不甚坠马而死，贾谊一方面自责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因为无法施展抱负，郁郁寡欢，英年早丧，命终时年仅33岁。
再择要来分析一下贾谊的各种“上书”。我在翻《资治通鉴》时，确实被贾谊政论文章的精辟分析和战略眼光给震惊到了。
其一，《论积贮疏》。
《论积贮疏》主要传达的是贾谊重农抑商的观点。贾谊认为，在西汉初年，商业横行、农业荒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政府应该对从事商业的人进行适当打压，同时，举朝廷之力来发展农业。
有的人要说了，这种重农抑商的思路，不是封建小农经济的思想吗？如果不对这些商业萌芽进行打压，有可能我们早就进入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了呢。——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思考的，后来再想一想，其实不然。
从经济学上来说，商业的发展，一定是以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得到进步以后，大家创造的劳动财富，除了满足日常需要之外，还有结余，然后才会产生贸易和商业。而贸易和商业，可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刺激新的消费需求，从而反过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而上面这个论述，是不符合西汉初年的国家局势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天下刚刚经历了连年战乱，人口零落，田地荒芜。老百姓别说年年有余了，连饭都吃不饱。开国的将相，出门没马车坐，只能乘坐牛车。这时候能够多开垦一亩地，就是把天下人与温饱线的距离缩短一份。如果不提振农业，纵容商业发展，去满足少部分富贵人家除了吃饭之外的“淫侈之俗”，贫富差距扩大起来，江山危矣。
用贾谊的话来说：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封上书，汉文帝听进去了。然后就是我们在初中历史上学过的：汉文帝亲自下地耕田，为天下做表率，鼓励农桑，从而为文景之治打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其二，《谏铸钱疏》。
《谏铸钱疏》主要讲的是货币控制的问题。其背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刀、贝、布等货币，以“半两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初始时，“半两钱”每枚的重量是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汉朝建立以后，高祖刘邦“嫌其重，难用”，于是改铸了每枚更轻的钱币，仍旧称作半两钱。再后来，这个钱币越铸越轻，比如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是八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是四铢。
同一时期，还流行一种钱，叫做“荚钱”。“荚钱”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民间私铸的钱。那个年代，真假货币的验证没法做到今天这么细致，所以总有一些缺钱的人，铤而走险，自己去铸钱（当然这种人今天也仍旧是存在的）。这些铤而走险者，在自己铸钱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增加收益，一锅铜水，肯定是铸出来钱币越多越好啦。所以这些民间私铸的钱币，比汉朝官方已经在逐渐减重的钱币，还要轻得多。轻到极致，一枚钱币就如同榆荚（也就是今天说的榆钱儿）一般，因之，又被称作“荚钱”。
西汉朝廷为什么要减轻钱币的重量？肯定不只是”嫌其重“这么简单，粗略揣测，也是为了印发更多的货币，来支持百废待兴的朝廷建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增发货币。政府增发货币也就算了，民间还有一堆人同时也在增发“荚钱”——这已经不是放水了，是开闸泄洪，带来的结果，自然是物价飞涨，参考《资治通鉴·汉纪六》：
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
在这个增发货币物价飞涨的事情里面，汉文帝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汉文帝除了铸造四铢钱之外，还颁布政令，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也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开印钞厂了，只要你有铜矿。有了铜矿，就等于有了数不尽的购买力。当时，汉文帝喜欢谁，就赐一座铜山给他：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道严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这种事情，贾谊当然看不下去了，果断上书！贾谊在《谏铸钱疏》里主要抨击的，是文帝允许民间私自铸钱这件事情，他的论点是：
- 铸钱这种事情，百姓自己做，一定会偷工减料作奸犯科，把钱越铸越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利益。在所有人都在作奸犯科的前提下，老老实实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会被饿死。——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劣币驱逐良币。
- 朝廷可以颁布法令，来惩罚那些铸钱偷工减料的人，但这实在是打自己的脸，丢人。——如果因为自己的制度漏洞，引诱老百姓往邪路上走，然后又严惩那些走邪路的人，那么最应该承担责任的，不是小老百姓，而是制度的设计者。
- 最可怕的是，私自铸钱这个口子一开，会对刚刚有点起色的农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原本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才能有口饭吃，现在好了，不用种田，自己在家里架个高炉，奉天承运，炼铜铸币，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谁还去种田啊！——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就没人去种田了，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大汉王朝岂不危矣！
用贾谊的话来说，这个铸钱令，简直是能把好人变成坏人的“潘多拉魔盒”：
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 ...... 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
注意，贾谊其实已经给了文帝一个台阶下，没有强求汉文帝收回成命，废除铸钱令，而是请求文帝将全国的铜矿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即使想私自铸钱，也无铜可用。
可惜文帝这次没有听。
货币这个事情，到景帝时期才得到处理。至于荣获文帝赏赐铜山的两位爱卿：邓通在景帝时期被抄家，寄人篱下而死。吴王刘濞，则因为私自铸钱等原因，势力和欲望一起膨胀，最后发动了七国之乱。
其三，《治安策》。
《治安策》论述了好几个问题，这里只选一个问题来说：诸侯王与中央的权力冲突问题。
先来说一个背景故事：高祖刘邦时期，赵王张敖曾给刘邦进献了一位美人。美人得刘邦宠幸，生下一子，名叫刘长。后来赵王叛乱，美人被牵连而死。刘长流落京师，被刘邦收回膝下，册封为淮南王。
文帝即位后，淮南王已长大。文帝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非常照顾，要啥给啥。结果淮南王刘长愈加跋扈，在封国之内废除汉朝法令、驱逐汉朝官吏，自己制定法令、任免官吏，最后甚至还策划谋反。文帝挫败了刘长的谋反计划，但不准备杀他，把他装在囚车里，择地游街，以儆效尤。结果刘长秉性骄傲，受不得气，绝食而死。（注：那一时期，乱搞事情的刘姓诸侯王，并不止淮南王刘长一个，还有济北王刘宽等）
文帝心痛惋惜，把刘长的几个儿子封为列侯。于是梁怀王太傅贾谊，又跳出来上书了。这一篇上书，就是鼎鼎有名的《治安策》。在《治安策》里，贾谊关于诸侯国权力过大的问题，主要有如下观点：（为了便于论述，下面我切换到贾谊的第一人称视角。另外，下面的一些观点，不完全来自《治安策》，而是《治安策》前后贾谊的其他一些“上书”里提出的，为了方便讲述，而统一整理到这里）
- 陛下别听那些歌功颂德的人吹牛，现在汉朝局面并不安稳，反而非常危险。打个比方，就像在烈火之上放置一堆柴火，然后躺在柴火上睡觉——眼前觉得舒服，只是因为火暂时没烧上来而已。
- 这团可能危及大汉王朝的火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诸侯王！陛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您春秋鼎盛，励精图治，对刘姓诸侯王也那么好，但是他们却老是搞事情？您的亲弟弟想造反，您的亲哥哥的儿子想造反，还有其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是因为，诸侯国与大汉朝廷，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诸侯国永远会想从汉朝廷这里获取更多的特权，同时又时刻担心已有的特权会被天子回收。因此那些势力庞大的诸侯王，简直是迟早引爆的定时炸弹。
- 现在陛下您年富力强，就已经被几个闹事的诸侯王搞得手忙脚乱了。可怕的事情是，这些已经闹事的诸侯王，在目前的刘姓诸侯里，还算地盘小的。好些地盘更大的诸侯，只是因为目前年幼，所以暂时还服从汉朝廷派遣过去的太傅等官员的管教（刚好贾生我也是一个太傅）。再过几年，诸侯王们会成长为血气方刚的壮年，而我们这些太傅都会老去。那时候，即使是尧舜再世，也无法控制天下大乱的局面了。
- 不知道陛下您有没有意识到，目前的诸侯国里，对汉王朝最忠诚的，是只有两万五千户的撮尔小国长沙（不好意思，我贾生之前也当过长沙王太傅）。其他势力大一些的诸侯国，都各存异心。为什么？这是人性啊陛下！长沙王因为势力渺小，心知只有依附汉王朝，才能保有眼前的富贵，因此忠诚老实得不得了。反观那些势力雄厚的诸侯，老是会觉得，自己只要努把力搞点事情，就有机会跟汉朝廷分庭抗礼。——所以想要制衡诸侯，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削弱其实力，把他们越分越小。
- 诸侯国里，陛下你真正可以倚靠的，只有淮阳国和代国（注：淮阳国是文帝儿子的封地，代国是文帝继承大统以前自己的封地）。所以陛下有必要逐步扩大淮阳和代的地盘，防患于未然。
这些建议，文帝听了一半。文帝最后并没有对日益膨胀的刘姓诸侯势力进行限制，但是确实采取了一些操作，来增加淮阳国和代国的实力。最后的事实是，七国之乱爆发，刘姓诸侯公然挑战汉朝廷的权威。而在平息七国之乱的过程中，文帝按贾谊建议、提前布局的淮阳、代、梁等国，确实起到了抵御暴乱的重大作用——只不过，贾谊和文帝，都没有亲眼见证那一天的到来。
回过头来想，高祖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大肆分封诸侯，是不是给文帝和贾谊挖了一个大坑？其实不然。西汉建国之初，分封诸侯，有其必然原因。分封异姓诸侯，主要是为了安定人心。那些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大将，难道不都是为了封妻荫子，才沙场搏命的吗？要是建国以后，该给的奖励不给到，刘邦可能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赶下来了。而分封同姓诸侯的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制衡异姓诸侯的势力。如果那些当了诸侯王的大臣想造反，姓刘的一家人已经化整为零占领了多处地盘了，没人能一次性打下来。
然而，在渡过了建国之初的动荡时期以后，这种制衡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反而是需要注意刘姓诸侯与中央朝廷的权力争夺了。之所以会存在权力争夺，是因为，刘邦时期的刘姓诸侯，除了跟刘邦有血亲之外，还都是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而到了文帝景帝时期，这些刘姓诸侯，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就没有这么亲密了。反而会因为各种利益纠纷问题，随时能打起来。
贾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抛出了削弱诸侯势力的建议。其他大臣，拘囿于“不能乱改祖宗法度”，觉得贾谊只是为了出风头在乱说话。而文帝，则拘囿于“都是亲兄弟，我不好下手”，没有尽到一个管理者“以天下为先、个人情感次之”的职责。
总结一下，我对贾谊就一个字：服。这篇文章里提及的，只是贾谊有如开天眼一般的几次局势分析而已。实际上贾谊在文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至于他为什么仕途如此不顺？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眼光太远，以至于跟同时代的人在一起时，显得格格不入吧。何况他还那么年轻。我想，假如他懂得更多的官场逢迎智慧，也许能够做到官运亨通。但是，贾谊已经如此天纵英才了，还想要求他年纪轻轻就圆滑玲珑，是不是要求有点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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