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与蜀国发生战争，分别向秦国告急，请求秦国援助自己。秦惠王想发兵伐蜀，却担心道险路阻、进兵困难。还担心韩国趁机犯境；想先征伐韩国然后再去攻打蜀国，又怕失去战机。到底是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秦惠王犹豫不决，于是向司马错和张仪征求意见。
张仪说，要争名，上朝堂；要争利，上市场。如今的三川和周王室，就是天下的朝市。而蜀国地处偏远，是落后的戎翟之国，兴师动众不足以成就威名，得到蜀国的土地也没有多大利益。因此，他主张亲近魏国，联合楚国，出兵三川，一直打到东西二周的城郊，声讨周王的罪状，逼迫周王退位。周王自知无人能救，必然会献出九鼎宝器。然后，秦国再以周王的名义号令天下，谁敢不服？
将军司马错则坚决反对张仪的观点，而力主伐蜀。司马错的精彩辩论让能言善辩的张仪暗然失色。最后，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并派司马错率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时间，司马错便灭掉了蜀国，秦王贬蜀王为侯。从而使秦国的土地更加广大，诸侯各国更加畏惧秦国。
司马错是怎样驳倒了张仪而说服秦惠王的呢？
司马错开门见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
广其地、富其民、博其德，这三种情况具备了，就有实现富国、强兵，称王天下的目标。
最后，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
在与张仪这场辩论中，司马错明显占了上风。为啥会出现这种局面？第一，“广其地”的目标容易实现。蜀国偏僻无依，容易征服。正如司马错所言，攻打蜀国易如反掌。而韩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是天下的中心，不止秦国一家对韩国虎视眈眈。攻韩，不易取，而且会有不义之名。第二，富其民。只有“广其地”的目标实现了，才有可能实现“富其民”的目标，二者有承接关系。第三，博其德，这是根本。巴蜀之争，秦出的是“义兵”，是积德之举。而攻打韩国、周，则是不义之举、失德之行。
以上几由故事，实际上都强调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广其地”“富其民”“博其德”？在现代社会却值得我们深思。正如匈奴冒顿(读mò dú)单于说的那样：“地者，国之本也”。土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要想像当年秦国攻打蜀国那样“广其地”恐怕绝非易事，而且肯定是不义之举。
按照这样的逻辑，在现代社会除了战争就没有办法“广其地”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在现代社会，地球已经不再“广大”，国与国之间也不再遥远，蜀道也不再难于上青天。地球已经是一个小村庄了。国与国之间，鸡犬相闻，阡陌交通，甚至可以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合作，不仅可以加深友谊，增进了解，而且可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通过合作，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对于自己的国家而言，因为这种合作的出现，等于扩展了自己有限的土地，收获自然也丰富多样。而人民生活也因为这种广泛的交流合作，而变得丰富多彩。
在现代社会，总有一些国家，以民主、自由标榜自己，但是，却总是把侵略别的国家、占有别国的财富当做“广其地”“富其民”的手段，令人不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我们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但是，我们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多边自由贸易，坚持走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在新的时代，我们只要走好自己的“广其地”“富其民”“博其德”之路，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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