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北方基本站稳脚跟后，开始将目光投向南方。这位军事家做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一是开辟玄武池训练水军，二是废三公、复丞相，自任汉朝丞相。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干，实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丞相这个官职，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已普遍设立。秦朝正式确立丞相制度，有时分设左右，以右为尊。若用现代企业结构比喻，皇帝好比董事长，丞相则是总经理；皇帝是法人代表，丞相就是职业经理人。这种制度设计至少有两个优点：其一缓解了世袭制的弊端——皇帝终身世袭，但丞相可以选任聘用；其二明确责任归属，丞相主政但对皇帝负责，如同总经理向董事会述职。
但理想的设计往往敌不过现实的权力博弈。汉武帝为加强集权率先削弱相权，此后丞相的地位时起时落。东汉时，三公制确立，尚书台崛起，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丞相逐渐沦为“备员而已”,三公也已有名无实。
曹操的仕途原已官至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北方既定，袁绍已亡，他需要一个新的名分来巩固权力。恢复丞相制度，正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总揽朝政，也为即将到来的南征做好政治准备。这步棋下得巧妙：既遵循古制，又实现集权。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中国历代皇帝既需要宰相辅政，又恐其权位过重，故而不断调整官制，变更权责。权力制衡的艺术，在君臣之间演绎了千年。
曹操的精明之处在于，他看透了制度的名义与实际可以分离。丞相之位空悬多年，他重新坐上这个位置，不仅是为了行政便利，更是要借此获得发号施令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示的：统治者既要掌握实权，也要注重权力表现的形式。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制度变迁的背后永远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曹操恢复丞相制，表面上是复古，实质是创新；名义上是遵循汉制，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这种名实之间的张力，正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制度更迭不已，但权力运行的逻辑却亘古不变。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这两个举措——练水军、复丞相，看似毫不相干，实则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大业做好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准备。
在这个意义上，丞相不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象征：知道何时循旧制，何时创新规；何时显权威，何时藏锋芒。这种智慧，或许比千军万马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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