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充分表明古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有的朝代规定土地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之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
我们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
比如，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14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1397年，又分别迁天下富户5300户、14300余户到南京。
富人被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的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
白居易那著名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1000多斤炭，半匹红绡一文绫就换走了。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这种现象，几乎历代都有，很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遇到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
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10000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财政困难时，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也极不稳定。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
那个因为给汉文帝吸脓而获得冶铜铸币特权的邓通，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跃富甲天下不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他很厌恶这个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穷困而死”。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
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巨富的。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这些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再比如清代，那些盐商无一不是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发财致富。
“经商要学胡雪岩”这一流行语也佐证了这一点。胡雪岩的成功就是依靠了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只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投资于他，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因为攀附权力成功，也因为攀附权力败北，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是很凄惨的，甚至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死于绝望之中。
可见，古代中国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等方面进行公开歧视。这其实大大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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